当下，“主题写作”作为原创儿童文学的主流和主脉之一，不仅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包括基础教育、少儿出版、亲子阅读等在内的整个童年生态。截至目前，“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发展之快、势头之猛、成果之丰、浸淫之深，已然使之成为新时代社会生活之“现象”、童年文化之“景观”。鉴于此，从理论批评层面探讨其优劣得失不仅无可回避，而且也理应成为儿童文学研究者自觉承担的职责。

　　在笔者的理解中，文艺作品的主题既是理性能力对各种自然、社会现象及其内涵的思维提炼与抽象，也是审美意识诉诸理性观念的具体呈现和形象表达。具体到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大系统的分支，其“主题”就是指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童年期的各种现象、事实、情感、体验、想象、思维，作家通过一部部、一篇篇、一首首儿童文学作品所透示出来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集合。

　　而就主题内涵及分类看，儿童文学的主题其实是文学母题在童年文化场域中的审美细化和具体呈现。它既包括民族大义、文化传承、家国情怀等宏大主题，也涵纳生态和谐、 现实参与、生活实践等社会主题，还体现亲子之爱、教育关怀、伙伴友谊等童年主题。足见，儿童文学的主题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多层意涵的类属、复数概念。

　　也由此，当下社会文化场域中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实际上存有“应然”和“实然”两种形态。“应然”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是广义的文学写作概念与普适性的创作实践范式，它体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化常态和内在要求，而有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存在对“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窄化”或“功利化”的“实然”理解。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文化管理等语境下的“主题”有所重合，但存在着各有所指、各归其位、各有所重的殊异之处。因此，现实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不应该将“应然”和“实然”两者互为置换，或混为一谈。

　　在笔者看来，当下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主题出版作为原创儿童文学现实生态之“主流”“主脉”，实际上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儿童文学主题写作顺应新时代要求，勉力讲好“中国故事”，确乎是文艺生产践行“强化国家认同、培育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文学历来有“载道”的传统，儿童文学写作聚焦“宏大主题”和“社会主题”，能集中体现原创儿童文学的文化使命和现实担当，筑牢少年儿童的精神底子和文化传承；但另一方面，现实中被曲解“窄化”和概念化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其在体现原创儿童文学社会参与意识与文化建构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繁荣。这一点应该引起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出版界的警惕。

　　具体而言，这种不良“症候”主要体现在观念导向、创作形态、阅读接受等几个层面。在观念导向上，一部分儿童文学写作者和出版者将“中国故事”狭义理解为“重要人物故事”“宏大主题故事”“重大社会故事”，由此，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主题出版逐渐简单化为社会政治需求和文化宣传的“风向标”和“传声筒”。鉴于上述文化语境和出版生态的浸淫、影响，在创作形态上，不少儿童文学作家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题材领域和创作方式、甚至审美追求，投身到种种“宏大主题”“社会主题”的写作大潮中，追风跟风创作频出，一时间以“抗日战争”“传统文化”“底层关怀”“乡村振兴”等社会、历史、文化事实乃至事件为内容主题的儿童文学写作蔚为壮观。这些此起彼落的“主题写作”“主题出版”表面上为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构筑了雄伟的底座、雄浑的基调。但反过来，其中一些图书简单化地对重要主题进行图解，缺乏有效的艺术转化，同时，新时代以来的种种童年文化“新变”与童年阅读诉求，被漠视或无视，更加重了创作者对主题创作和主题出版的误解。在阅读接受层面，这种有意无意“抓大放小”“避轻就重”“舍近求远”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与“主题出版”童年文化生态中，原创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与现实少年儿童阅读诉求之间明显存在着“供”“需”之间的矛盾与错位：一方面是少年儿童不断增长、不断更新的多样文学阅读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相对单一并愈演愈烈的概念化、集约化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由此，新媒介时代文化语境下新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不同以往的生命体验、情感结构、精神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为原创儿童文学所疏于应对、漠然视之。也由此，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与新时代儿童读者之间的新一轮的文化鸿沟，正在现实语境下潜滋暗长，逐渐形成了接受隔膜。

　　实际上， “主题写作”并非什么新的写作概念或创作形态。如同“为谁言说”（读者对象）、“如何言说”（创作方式）一样，“言说什么”（创作主题）本来就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支点之一。但凡“言之有情、有物、有理、有据”的文学创作，必然都是“主题” 写作。在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儿童文学中似乎不存在无“主题”的作品，就连安徒生笔下被誉为“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童话《小意达的花儿》 和丹尼斯·李创作的简单拙朴、明白如话的儿童诗《进城怎么走法》，都蕴示着“生命的游戏精神”和“儿童的原初智慧”等童年主题，更不必说其他各种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认为，相比于“主题写作”（写什么）的“广度”（内容、范围、类型）聚焦，“主题表达”（怎么写）维度之意蕴深度、思维高度、审美纯度、价值向度更为重要，更值得儿童文学写作者、出版人关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早已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范本，比如，同为“彰显战争中的童年精神”文学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以色列作家尤里·奥莱夫创作的儿童小说《鸟雀街上的孤岛》和意大利作家格莱兹、画家英诺森提创作的图画书《铁丝网上小花》体现了内容主题呈现与审美艺术表达的完满结合。再比如，同样是“顽童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捣蛋鬼万巴》《疯丫头马迪根》《小淘气尼古拉》等，以儿童不同文化语境下千姿百态的“淘气”言行，彰显了童年饱满丰沛的感知力、想象力、实践力和创造力。

　　在笔者看来，要使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和出版呈现良好态势，需要“三管齐下”：首先，无论儿童文学创作者还是出版人，都应该全面深入理解“主题”在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中的“内涵”与“旨向”。也就是从“广义”上理解“主题”，而不是“狭义”上窄化、虚化或功利化“主题”；其次，抱定“为儿童言说”“为童年立传”的立场甄别、厘定、确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主题。此时，对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而言，时代要求的核心应该是广大少年儿童不断增长、更新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非其他。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无论宏大主题、社会主题，还是成长主题，对儿童文学写作者和出版者而言，秉承童年本位、持守儿童视角对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都至关重要。

　　依我的理解，在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中，童年本位、儿童视角的价值至少有三：其一，童年本位、儿童视角可以强化作品中的儿童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让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场景、现象、人事成为儿童生命成长的有机成分；其二，童年本位、儿童视角可以将社会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和历史语境进行符合儿童阅读心理的审美化、艺术化处理，增进儿童读者对文本主题、情节内容的接受、认同；其三，童年本位、儿童视角可以在作品中构建成人与儿童双视点，也由此形成“儿童—成人”审美对话，进而丰富作品内容结构，深化作品题旨表达，使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多层次、复合性审美效应。

　　而具体到主题写作中儿童文学作品童年本位、儿童视角的呈现方式，则取决于内容结构、主题定位、素材基础、形式选择等诸多要素，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形成具体路径，没有“包打天下”永恒、统一的方法、妙诀。

　　21世纪是创新时代。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承前启后、锐意开拓的创新与创造。当下，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进入深化阶段。当生命科学在蛋白质设计、脑机对接、基因重构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当绘画、音乐、影视、动漫等童年文化类型不断探求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升级；当生成式AI已悄然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立足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方向究竟该如何确定？原创儿童文学写作的发展空间究竟在哪里？儿童文学审美突破、文化创新的路径又该如何延展、开拓？这些问题理应引起儿童文学界、理论评论界和少儿出版界的关注与思考。无论如何，对儿童文学创作者而言，“主题写作”是儿童文学的题中之义，但就儿童文学审美本质、创作规律而论，要将“合时”“合事”的社会功能导向的价值考量与儿童文学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创作要求相结合。原创儿童文学理应对童年文化之驳杂、“主题写作”之繁复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努力，深思慎取，并深挖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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