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青年》上发难“儿童问题”的是鲁迅，就在“五四”运动上一年的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上海的儿童》，1933），“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随感录二十五》，1918）。

　　从鲁迅笔下闰土、阿发的“童年的情形”，到新时代作家的“童年书写”，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整整100年。从童年文化的视角看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根植于童年文化沃土的中国儿童文学带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学进程中，呈现出别样生动的景致，不断变革的童年文化催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以其独立品格和独特面貌，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多彩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在“五四 ”以前，中国没有儿童文学之名，也没有儿童文学之实，那时人们看见了“童年”，却对“童年”帽子下的“儿童”缺乏正确的理解，“为儿童的文学”也就没有发生。

　　中国古代对于童年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人生初期，同今天的“童年”，如南宋诗人鲍照的“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过铜山掘黄精》）、晚唐诗人黄滔的“莫怪迟迟不归去，童年已梦绕林行”（《游东林寺》）；一是指“儿童”，如《宋史》“俶子惟演、惟济，皆童年，召见慰劳”中的“童年”和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中的“儿童”，都是“小孩”的意思。

　　童年首先是时间概念，古代指15岁以前。这一年，男童“束发为髻”谓之“成童”，女童“结发而用笄贯之”谓之“及笄”。此前“童子未冠，头发下垂”，谓之“垂髫”，又以“垂髫”指代童年。女子16岁为“碧玉年华”，男子20岁为“加冠之年”，也称之为广义的童年。整个童年期又分为襁褓（0-1岁）、“孩提”（2-3岁）、黄口（3-10岁）、“总角”（8-14岁）四个时期，和今天婴儿期（0-1岁）、幼儿期（3-6岁）、儿童期（6-12岁）、少年期（12-18岁）十分接近，本质上几无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儿童的性别特别关注，从出生那一刻就有严格区分——男孩出生叫“大喜”，女孩出生叫“小喜”。此后，与男孩相关的有“始龀”（8岁）、“幼学”（10岁）、“舞夕”（13-15岁）、“束发”（15岁）、舞象（15-20岁）……与女孩相关的有“始龀”（7岁）、“金钗”（12岁）、“豆蔻”（13-15岁）、“及笄”15岁、“碧玉”（16岁）、“桃李”（20岁）……可见性别意识贯彻童年始终。

　　为什么要对小孩的性别较真呢？因为传统文化里对性别有着不同的规定与期待，男孩女孩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七八岁长牙以前，小孩们还可以一起“戏”“游”——“鸠车之戏”（5岁）、“竹马之游”（7岁）。长牙以后，男孩有了“教数”（9岁）、“幼学”（10岁）、Bwin必赢“舞勺”（13岁）等受教育的特权。待到15岁，“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准备承担成人的责任。孔子说，“吾十五有忠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说的是男人的人生，女人反而“消失”了。

　　“女孩”成为“女人”后，消失到哪里去了呢？《议礼》上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已经退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男权世界的底层，没有做人的资格，也没有做人的权利。女孩出生时也和男孩一样，有“报喜、洗三朝、满月酒、百日宴、抓周”等婴儿诞生礼仪，一个接着一个，其实都在为成人举办赞礼，本意并不在儿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里，儿童不分性别，“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如果已经儿孙满堂，便是“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鲁迅：《随感录二十五》）。

　　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8）。儿童生来就不是独立的个人，在其人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里，也没有童年的地位，虽然标注有“童年界碑”（15岁），却没有“童年站”供给儿童停靠。仿佛人在旅途的列车，只有男人和女人两种票，儿童也在其中；这又是一张从生向死的成人票，只有起点和终点，童年匆匆路过。儿童没有童年，童年里没有儿童，“为儿童的文学”自然不会发生。

　　童年文化的核心是对儿童的看法。中国古代童年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自成一体、博大精深，但站在“成人的立场”看儿童，恰恰抹杀了儿童的存在，这样的情形直到“五四”时代才有根本改变。西方“儿童学”传入后，“儿童中心说”被普遍接受，带来童年文化由“成人立场”向“儿童立场”转变的革命性重建。

　　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个人”中，“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儿童”（叶圣陶：《文艺谈·39》，1921）。“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被徐徐打开。

　　“五四”时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迹可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严复在《天演论》（1897）里，从人类学进化论出发，得出“后起的生命更有价值”。梁启超向“父为子纲”的封建道德观开火，将儿童从父权下解放出来，赋予“人人平等”的权利，提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中国说》，1900）。从培养“小国民”出发，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有了晚清的“学堂乐歌”运动和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908年，孙毓修创办《童线册，作为与新教科书配套的儿童读物，孙毓修也因此成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茅盾：《关于“儿童文学”》）。

　　“五四”时代开创的中国儿童文学，因应“儿童”的变化，形成四个不同时期：婴儿期（1919-1927）、童年期（1927-1949）、少年期（1949-1979）、成熟期（1979年至今）。

　　婴儿期（1919-1927），“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呱呱坠地的儿童文学极其脆弱，从西方“移植”的新儿童观还有“排异”反应。“五四”退潮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成立，中国儿童的命运有了转机，加强了对“儿童组织运动”的领导，要求“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劳动儿童的读物”，“在儿童幼稚的脑子里栽下的种子”，“培养未来的同志”（《儿童组织运动决议案》，《先驱》第18号，1923年5月10日），“劳动儿童”开始进入儿童文学，如蒋光赤的《十月革命的婴儿》（1924）、筱芝的《陆方的梦》（1926）、凌少然的《敬赠与劳动童子团的革命礼物》（1926）、郭沫若的儿童小说《一只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1927）等。

　　童年期（1927-1949），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社会进入“内战——抗战——内战”的战争模式，战火下的儿童受尽苦难，儿童文学的童年在历经苦难中走向辉煌。争取“未来一代”的斗争非常惨烈，在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危难关头，儿童的自然属性必然让位给社会属性，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失去生长的土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向“工农兵文学”不断深入，红色儿童、抗战儿童、解放区儿童……成为儿童文学的主人公，如洪灵菲《女孩》（1928）、柔石的《血在沸——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小同志》（1931）、于伶的《蹄下》（儿童剧，1933）、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1935）、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邵子南的《中国儿童团》（1938）、许幸之的《小英雄》（儿童剧，1939）、华山的《鸡毛信》（1945）、管桦的《小英雄雨来》（1948）等。

　　少年期（1949-1977），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作为党和政府文艺事业的一部分，由中国作家协会具体负责，将儿童文学定位为“培养年轻一代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强有力的工具”（《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1955），在新中国的阳光里，儿童文学有了第一个“黄金十年”（1955-1965）。这又是一个充满挫折感的“少年”——儿童是被划分为阶级的，天生有“好孩子”和“坏孩子”，只有工农兵的孩子才被培养成“接班人”。儿童被类型化、成人化，儿童文学从儿童教育的附庸走向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仍有一批坚持创作规律的儿童文学作家，立足“童年的情形”，解决现实中的“儿童问题”，受到孩子喜欢。如柯岩的《小兵的故事》（1956）、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1957）、徐光耀的《小兵张嘎》（1958）、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1958）、刘厚明的《小雁齐飞》（1961）、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1972）、徐瑛的《向阳院的故事》（1974）等。

　　成熟期（1977至今），改革开放时期的儿童文学。历尽苦难“童年”，经受“少年”磨炼，儿童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走向成熟。1977年，刘心武在《班主任》里发出呐喊，“救救被‘’坑害的孩子”，儿童文学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在“童心论”大讨论中，回归“儿童本位”的“五四”儿童文学精神；在“教育儿童的文学”反思中，回归“儿童文学是文学”。高洪波说，“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的文学”，“‘以儿童为主体’，这是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世界的建设”（《记录中国儿童文学不平凡的三十年》，2008）。有了这个变革，儿童文学重新从“童年”出发，方卫平说，“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1990）；潘延说，“反顾童年：儿童文学的一个永恒母题”（1991）；中国作协专题探讨“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2013）。“童年的情形”与“将来的命运”自然联系起来，儿童文学作家成为“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探索和思辨的童年文化特征，如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1979）、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1984年）、程玮的《少女的红发卡》（1991）、秦文君的《男生贾里》（1993）、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1996）、曹文轩的《草房子》（1997）、陈丹燕的《我的妈妈是精灵》（1998）、三三的《舞蹈课》（2005）、邱易东的《空巢十二月》（2008）、赵丽宏的《童年河》（2013）、张炜的《寻找鱼王》（2015）、张之路的《吉祥时光》（2016）、汤素兰的《阿莲》（2017）等。

　　美国学者艾里克·A·基梅尔在《儿童文学理论初探》中说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文学，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外儿童文学在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但一地有一地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Bwin必赢。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社会“所理解的儿童”和“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儿童文学的实践上，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只能也必须是“中国的”，而不是“中国化的”，更不是“西方化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从“五四”时代走来，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走来，有着开放的品格和深厚的传统。春秋时代的老子有“婴儿说”（《老子》），明代的李贽有“童心说”（《焚书》），古汉语里有关儿童及童年的名称就有几十种，近代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现代有鲁迅的“幼者本位说”，当代有陈伯吹的“童心说”……这是一座童年文化的富矿，应该去系统开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儿童—成人”共同体的新童年文化，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之根，Bwin必赢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童年文化的沃土，开出绚烂的花朵。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从儿童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与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就会将儿童与社会割裂，儿童文学成为“有意思无意义”的消遣文学；单纯从“成人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儿童是成人的预备”，就会无视儿童的独立价值，儿童文学成为“道德文章”的教育工具。其实，儿童是成长中的儿童，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百年儿童文学的演进就经历了封建儿童、资产阶级儿童、劳苦大众儿童、中华民族儿童、无产阶级儿童的不同身份变化，不同身份有文学的不同使命，必须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成长中的生理心理新特点，研究儿童不断变化提升的文学阅读新需求。儿童向着“成人”的方向发展，成人反顾自己的童年，虽然分属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但有一颗“童心”相通，儿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实是统一的，昨天的儿童是今天的成人，今天的儿童是明天的成人，儿童与成人本来就是一个人。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启示我们，破除“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建构“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文化，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应有思路。所谓“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观，就是儿童与成人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童年期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运动是推动儿童成长的内在动力，儿童都渴望长大成人，成人都是从儿童长大，坚持“儿童—成人”一体的童年观，就是在成长的历程中，坚持“儿童的立场”与“成人的立场”的统一。坚持“儿童的立场”，就是“将儿童当人看”，Bwin必赢“将儿童当儿童看”，尊重儿童与成人平等的人格，尊重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生理心理特点，“顺应”儿童的成长规律供给适宜的文学，同时又站到“成人的立场”，在“顺应”中“引导”。坚持“成人的立场”，就是按照成人的理想来塑造儿童。文学的塑造是心灵引导，不是强制教育，在“引导”时又回归到“儿童的立场”，防止无视儿童的特点和超越儿童的能力。反对以一种立场代替或否定另一种立场，特别是在坚持“儿童的立场”同时，务必坚持“成人的立场”，因为儿童生活在成人之中，儿童成长离不开成人引导；儿童文学的生产者（创作、出版、销售、推广者）是成人，儿童走进儿童文学的“把门人”也是成人，成人承担着把儿童由“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责任和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成人的”文学，在“儿童—成人”的矛盾运动中，儿童与成人共同塑造美好的人生，儿童文学呈现出源于儿童又高于儿童、反顾童年又超越童年的人生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