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东南亚文学是以神话、民间故事的形式出现，并且缺乏文字的记录而仅仅局限于口头流传，所以至今留存的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的文献资料有限，只有少数世代口头流传至今的故事内容为世人所知。这些早期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体现出十分浓重的热带地区文化的特点，如缅族群众喜闻乐道的《拇指哥儿》，讲述一个小孩因为受到太阳的诅咒而长得只有拇指般大小，长大后立志要找太阳报仇。一路上认识了破船、苔藓、竹竿和臭鸡蛋4个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拇指哥儿制服了凶残的妖婆，并在与太阳的较量中，聪明巧妙地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最后在雨神的帮助下战胜了太阳。越南的《癞蛤蟆告玉皇大帝》、柬埔寨的《为什么蛤蟆叫就会下雨》的故事体现出当地人们对雨水的渴望等等。对于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有不同的“人从竹生”的传说，明显地体现东南亚地区独有的特色。还有部分神话故事是直接受中国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中国神话中的龙的传说故事，这“反映了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融合关系”（方汉文，2007年）。

　　菲律宾、缅甸、老挝各国有关创世和民族起源的神话，与中国的同类神话接近。如越南《天柱神》：当宇宙和人类都尚未形成前，乾坤一片混沌。不知何年何月，忽然出现了一位威力无比的巨大天神。他用头把天顶起来，然后掘土运石，筑起了一根顶天立地的大石柱，用它撑住了天的中央。天被不断增高的石柱顶得越来越高，逐渐变成拱形的苍穹，从此天和地就彻底分开了。后来，不知为什么，那位天神忽然间又把这根擎天柱毁了，一时间，土石崩飞，溅落在大地上，形成今天的高山和海岛，当初天神掘土之处就变成了今日的海洋。这则神话传说关于开天辟地的内容，如天圆地方的概念、混沌初开的原始世界，天柱擎天而又崩塌的结局等都与中国神话有相似之处①。菲律宾《阿陶的故事》与我国《神话》也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柬埔寨的《高棉王与龙公主》，老挝的《九龙的传说》，越南的《貉龙君的故事》，缅甸的《三个龙蛋》，把民族祖先看成“龙种”，与我国人民对龙的推崇、认为是龙的传人也有偶合之处。如缅甸的《三个龙蛋》故事中讲到“早在帝释时代，太阳神的后裔与龙公主邂逅相爱，龙公主生下3个龙蛋。一个龙蛋漂至中国，变成一位美貌的少女，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龙蛋沿江漂到缅甸境内抹谷，变成了红宝石（抹谷是缅甸著名红宝石产地）。另一个龙蛋沿伊洛瓦底江漂到缅甸境内良宇，变成一个英俊的男孩子，长大后智慧超群，力大无比，是一位力挽千斤的神箭手。后来成为驸马，并继承了王位。这位国王就是蒲甘国的始祖、历史上有名的骠苴低国王。缅甸人据此称中国人民为“胞波”，即同胞兄妹之意①。

　　缅甸的《月中老人》、越南的《月亮》与我国吴刚伐桂故事或玉兔捣药传说也同出一辙。关于月食，缅甸的《月蚀》、泰国的《拉霍》又与我国民间天狗吞月的传说几乎雷同，只是情节不同而已（梁立基，2010年）。越南是东南亚各国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国家。越南的神话传说就是中越文化交融，文学变异的产物。虽然这些古代的文学瑰宝散见于一些文史典籍之中，但是足以能够窥视到越南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国内对越南儿童文学的早期研究主要保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黄恭谨、曾兖所作的《交州记》、越南人李济川所著的《粤甸幽灵集》（13世纪）、陈世法的《岭南摭怪》（13世纪末）、阮屿的《传奇漫录》（16世纪）和段氏点的《传奇新谱》（18世纪）等古籍和作品集中。《岭南摭怪》是古代越南流传的一本传说故事集，包含了一些越南古代习俗及民间传说故事，有相当大部份的内容与中国传奇故事接近，如《越井传》与唐代、宋代时的《才鬼记》及元代吴来的《南海古迹记》；《鸿庞氏传》里的泾阳王娶洞庭君之女的情节与《柳毅传书》；《李翁仲传》与秦代阮翁仲威震匈奴的故事等。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广阔多姿而又充满疑难的领域，今后，如何加强这一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揭示华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延续的广度、深度以及与人类其他文化（西方的和非西方的）融会相生的生命力，不仅是当今多元文化崛起后的文化理想诉求，也是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通向世界文学领域的路径。

　　爱薇原名苏凤喜，1941年12月1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县。1998年和1999年两次被马来西亚读者提名为该国“十大最受欢迎作家”之一，也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唯一的马来西亚会员，对儿童文学的热心闻名于亚洲儿童文学界。在马华文坛上被喻为“多面手的作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笔耕中，出版的小说、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等作品近50本之多。如著名儿童报告文学《小羊的黎明》（1979年8月），儿童小说《小野马》（1981年5月），《小小园艺家》（1997年），《爷爷的故乡》（2001年1月）。《爷爷的故乡》是一本马华文学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代表作。作者通过祖孙三代一起出发旅游，以笔记式和对话式的描述呈现马华文化与中华文化。故事情节主要为：主人公———爷爷（阿公）率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三代远赴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及泉州市———阿公的故乡旅游、探亲、祭祖。故事围绕10天里的所见所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解和描述有关厦门的历史、地理环境、教育、音乐和美食等，还有泉州市的历史、名胜古迹、及享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等等。该作品以思念故乡的情怀弘扬孝亲敬老的精神，也强调了华文教育与海外华裔同胞的血肉关系，表达了对两岸统一的期盼，如歌谣“…厦门望金门，金门望厦门；何日齐开门，骨肉引进门？”作品中处处灵活融合了作者家乡方言（福建话）、马来本土化语言和中国耳熟能详的词语，如浅白的语言：本地人使用的“巴杀”“、卖猪仔”、“山芭”“、过番”、“好脸”等和中国著名诗人贺知章的短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郑成全，2008年）。

　　年红，193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麻坡。1971年获马来西亚首届“首相敦文学奖”。1978年、1982年及1996年先后获得马华文化协会及福联会颁发的“儿童文学优秀奖；2002年被誉为“世华儿童文学建设的创业者”之一。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翻译小说集、寓言集、童话集、Bwin必赢笑话集、广播剧本及儿童文学剧作品70余部。年红笔下的儿童世界洋溢着浓郁的童真童趣童情，又充满着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红红灯笼挂门前》、《龙舟往前冲》。又如《生肖歌》，运用民谣“连锁调”的创作手法，将12种动物形象巧妙地融汇在一起：“鼠偷油，看见牛/牛耕田，看见虎/虎眼凸，看见兔/兔出笼，看见龙/龙吐舌，看见蛇/蛇吞蛙，看见马/马首仰，看见羊/羊毛厚，看见猴/猴着急，看见鸡／鸡乱走，看见狗/狗追鹿，看见猪／猪睡了，梦见鼠/十二生肖牢记住！”全篇朗朗上口，生动形象，诙谐幽默，是一首十分成功的十二生肖儿歌，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动教材（王泉根，2007年）。

　　少年儿童处于生理、心理发育尚不完善的时期，他们学习古筝，有的是感到古筝好听，但更多的是家长为孩子选择的一门能够提高其综合素质的技能，所以孩子刚开始接受古筝教学时，通常是被动、盲目的，再加上少年儿童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等天性，很难比较配合地进入教学程序。因此，对少年儿童进行古筝教学，不能完全采取成人正常的教学程序，而必须采取适当的导入方式和教学模式进行。我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在少儿古筝教学中，若利用少年儿童喜欢的游戏将孩子们吸引到古筝教学中，可以显著提高教学质量。比如我曾经在古筝教学中组织了“听音辨高低”的游戏，给予答对的同学一定的奖励；并在一个指法的教学中，奖励弹得准确的同学一朵小红花，这种教学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孩子们的各种游戏中，完成了对他们的启蒙教学。在完成古筝启蒙教学后，我又采用了正常教学模式、赏识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因为少儿毕竟年纪较小，理解能力有限，所以不能及时掌握领会一些琴理、乐理，会觉得演奏技法练习非常枯燥乏味。为了激发少儿练习的自觉性，在教学中我运用了赏识教育的模式。赏识教育作为一种比较科学的教学模式，它强调的是赏识导致成功，通过学会赏识，更好地学会鉴别，学会批判，学会改变，学会创造。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均给予充分的肯定，培养他们的赏识意识，学会欣赏他人的进步与成功。利用赏识教育方法，提高了孩子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而且我感到，通过实施赏识教育，许多学习古筝的少儿在幼儿园或小学里进行日常学习和游戏中，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高，学习成绩、团结意识和同学关系都得到增强。

　　创造能力需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心理是天真纯粹的，他们有着音乐创造潜能。实现音乐素质教育需要通过音乐自身的特点，在最大限度上激发孩子们的创造潜能，让孩子们投入到美妙的音乐世界中，感受音乐的奇妙。（1）淡化识谱教学。儿童的创造往往更多地受自发的、无意识心理尤其是情感的驱动。而过早、过多、过难的识谱，让儿童接触这种枯燥乏味的理性书面符号，不仅使他们丧失了学习音乐的信心，或导致了对音乐功能的无知，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乃至扼杀了儿童音乐创造天性的自然发挥与伸展。因此，很有必要在音乐教学中淡化识谱，强化感受与体验，培养儿童真正“能感受音乐的耳朵”（马克思语），这样，才能为促进儿童音乐创造力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2）诱发自由想象。想象是创造的最重要的手段。古筝是感知、审美以及传情的艺术，为了达到理想、完美的境界，应当做到感性、理性的同步。在少儿古筝教学过程中，我按照“基本乐理弹奏技巧———曲目表达内容———音乐实践”的顺序进行讲解。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曲目，在教学生准确弹奏的基础上，还应当在演奏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与情感，做到以神带心，以心带情，以情带声，以声带形，眼到手到，手停形住。不仅要具备熟练的技巧，还应当充满情感，做到心手合一、情景交融，实现感性、理性的同步演奏。在儿童古筝教学过程中，应当设置儿童喜欢的情境，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对歌曲、乐曲展开丰富的想象。（3）鼓励即兴发挥。创造往往是来自于一瞬间的灵感。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一样，艺术的创造也离不开灵感与直觉。在少儿古筝教学过程中，应当引导学生用心感知音乐的美好，培养孩子的审美意识与能力，让孩子在无意识中将自己投入到音乐中，体验音乐的美妙，感知音乐的活力，进而激发自己的创造性，产生即兴发挥的冲动。如像鸟儿一样挥动手臂“展翅飞翔”，像风车一样转动手臂“滚滚向前”，像木偶一样摇摆着身体动来动去……甚至还会用动作或打击乐器创作出动听的旋律来。课堂于是就成为这些“小作曲家”自由创造的天堂！（4）促进尽情表达。没有情感，就没有创造。而音乐是最富情感的表现艺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最能体现人类创造精神的一门艺术。所以，应当高度重视孩子音乐创造力的培养，为此就要对乐曲、歌曲中蕴含的情感进行充分的挖掘，以情激情、以情动情，让孩子们通过表演创造出更加美妙的音乐。

　　中国文学家茅盾曾经指出，儿童文学“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构成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因为具有诗意的梦想能赋予我们所有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它赋予一个非我，这非我是我的财富。”［4］这里的非我可以看成是自我无限发展而产生的第二个我，美德便是在追逐第二个我中产生的。《杨柳风》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并不是单一的，最初的形象塑造出了一个我，但它会随着人物在现实世界中的活动而产生变化，从而形成第二个我，道德人格便在这种变化之中自主构建。拿鼹鼠来说，他原本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船和野树林对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不问河鼠划船技巧，就去尝试在河面上划船的悠闲滋味，结果掉进水里;他也不顾河鼠的反对，独自一人来到野树林中探险，结果在林中迷路。与之相反，河鼠天性就善解人意，当鼹鼠划船掉进水里既欣喜又对世界的黑暗感到绝望的时候，河鼠拼命抓住他的后颈，河鼠的笑让鼹鼠感到了世间的温暖，这像暖流一样流进人的心窝。后来在河鼠的帮助下，鼹鼠学会了游泳和划船，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河鼠除了助人为乐以外，对人还有一种宽容之心，当人痛恨蛤蟆的所作所为时，河鼠却说，“他的确是最好的朋友，单纯、随和，充满爱心，蛤蟆兄毕竟有很多优点，线河鼠对朋友的宽容和谅解，让鼹鼠也为之感动。河鼠对朋友还有一份责任心，当河鼠、鼹鼠和蛤蟆三人乘着马车出去旅行时，河鼠想起了自己的家，鼹鼠想趁机和河鼠溜走，河鼠却抛弃了自己回家的念头，说要陪着蛤蟆，直到旅行结束，因为蛤蟆一个人在路上，作为朋友总是不放心。鼹鼠也被河鼠“以善为美”的言行举止所感染，当河鼠对蛤蟆的莽撞气馁时，鼹鼠却焦急起来，坚持不能把蛤蟆一个人留在马路上，非常记挂它朋友的安全。尽管鼹鼠非常想回家，但他对朋友的忠诚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直奔河鼠的方向，最终河鼠和鼹鼠彼此都竭力帮助朋友寻家，唱着圣诞的颂歌，给世间每个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蛤蟆是一个喜欢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并且天性鲁莽，在生机勃勃的世界中历险常常会忘乎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世间新的事物，帆船玩腻了，又迷上撑篙的船，后来又喜欢上了当房子住的船。撑着船在河上游，结果闯了祸，不仅给自己带来了伤害，而且还给朋友们带来了不少麻烦。《杨柳风》中獾最初也被塑造成了一个不爱社交，不管闲事的个人主义者，但为了让蛤蟆改邪归正，对于这样一个单调而又漫长的过程，他却坚持到底。为了让动物界和谐生存，獾总是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他认为世界就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有好的，有坏的，总是以“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去处理动物界的冲突。所以，在獾的带领和鼹鼠及河鼠的帮助下，蛤蟆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家产，也明白了自己的行动给朋友带来了伤害，承认自己的一意孤行，向朋友道歉。蛤蟆那段真实却不完美的经历不仅让自己和其它孩子为之激动，更让所有的人领悟到了人间的友善，正如蛤蟆所做的那样，将美好的早晨献给责任和友谊。

　　儿童叙事视角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写作技巧，它是以儿童视角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世界，呈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以儿童的鲜活感受建构人们对世界的新认识［5］。《杨柳风》的作者格雷厄姆全身心地回归儿童纯真心态，以鼹鼠和蛤蟆的历险经历为叙事主线，用儿童的感受、儿童的思维方式以及儿童的语言形式表达对陌生世界的认识，从中获得一种道德感悟。历险是儿童的一种天性，也是道德培养的必经之路，历险就像追逐着梦幻岛一样，儿童永远充分地施展着自己的想象力，以惊奇的目光关注着世界，其中的自由快乐为儿童道德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就像南飞的燕子所言，“以前，他从来不想去看或是去了解它们后面的世界，可是今天，当他满怀憧憬地南望时，…，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不知晓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线拿鼹鼠来说，他一直厌烦家中单调的大扫除，想到地面上看看，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活儿。寻觅与探险心态让鼹鼠获得了生命的源泉，他不再受狭小屋子的束缚，不断去发掘人存在的价值。但在历险中，鼹鼠也遭到了其他动物的攻击，也感受到了汽车的撞击力。蛤蟆也是如此，他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自己的蛤蟆宫，乘着马车到大路上去溜达，结果被汽车撞翻了。尽管如此，鼹鼠和蛤蟆却发觉了世间的真和善。当鼹鼠掉进水里时河鼠拼命地拉他;当鼹鼠迷路时，河鼠带着枪，努力地在野树林中寻找他;在野树林中鼹鼠也发现了大地最原初的面貌，一副真实的面容，这些都是困在家里挖掘不到的。正是历险带给了鼹鼠认识世界的机会，发现了世界的真和美，同时也促进了鼹鼠道德的升华。《杨柳风》中的主人公都用“童心”去感悟世界。“童心”其实就是一种真，它包含了多重涵义:一方面，儿童是用那份自然的、清晰的原初之心去体验世界，不受外界规范的限制;另一方面，体验后的感觉是纯净的，是一种对人生的顿悟。家园也是《杨柳风》的一个重要叙事主线，家园意识的表达不仅蕴含了作者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精神世界，而且也为小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童真世界。小说《杨柳风》主要围绕鼹鼠和河鼠的离家、想家和回家以及蛤蟆的迷失家园和回归家园的故事展开。鼹鼠、河鼠和蛤蟆最初的离家想法，主要来自于留守家中的忧虑，寻找新的生活和旷阔的空间是童年的梦想，是每个孩子的乐趣。蜗居在家里，是对家的一种单纯的爱，所以在河鼠眼中，家乡的河流变得单调阴冷，绿色的田野也变得暗淡无光。蛤蟆会疯狂地乘坐自己的马车向大路上开去，结果被汽车撞翻。鼹鼠和河鼠在外时，每到夜晚，家的召唤意识油然而生，家的召唤是虚空而又神秘的，但在劳累之后又非常令人向往，令人愉悦。罗良功［6］认为这种具有召唤力量的家是以生命为本的家园乌托邦。家保护着人的生命，具有爱的美德，对于鼹鼠来说，犁沟、牧场和小路、花园才是它的世界。只有在爱的旋涡里，人才能安心地生活。在獾家中所遭遇的野树林(那种难以忍受的严寒，无路可循的迷茫)，在鼹鼠心中早已成为了一个忘却的梦。家是一个自由的栖息地，人的生命在此注入了新的活力，回归家园是人存在的必然归属。当蛤蟆迷失家园的时候，獾和河鼠竭力地帮助他看守家园，最终帮助他夺回家园。家容纳了无限的美德，给生命提供了精神食粮和保护屏障。蛤蟆在外被汽车撞飞，被警察抓进监狱，被船妇嘲笑，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中，才能感悟人间的美德。

　　20世纪初，是思想界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维新变法运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中，改革者们提出“启女智”和“重幼教”的观点。同之后周作人提出的“妇女”和“儿童”问题一样，无形中提高了妇女和儿童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是“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发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

　　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力图以文学为工具“新一国之民”。于是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梁启超关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卢梭学案》、《少年中国说》、《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教育政策私议》、《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等文章中。本文将主要从他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及其理论实践等方面入手分析梁启超在儿童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等改革者超越了洋务派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的学习，转而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卢梭的社会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民等主张，不仅成为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而且引发了他在儿童观上的觉醒。”[1]《卢梭学案》是梁启超宣传卢梭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他直接继承了《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的观点，认为“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夺也。”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儿童的地位和价值。

　　在《少年中国说》中认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文中认为儿童精力充沛，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儿童的自由和人格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来的儿童的地位。 “这种对儿童生命特点和精神个性的认识，为人们谈论儿童的独特的精神需求，为人们谈论和思考儿童文学的种种话题，提供了最直接而现实的文化动力和理论起点。”[2]

　　据此，梁启超在《论幼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教育主张。梁启超是从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宏观角度建构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文字符号，但是文字教育并没得到普及，多数人没有接触文字的机会，更谈不上阅读了，因此导致了国人创新能力的缺乏。因而儿童没有阅读文字的机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儿童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要改变国民的素质，必须从儿童教育入手。儿童教育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这种说法与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著名人物曹文轩的观点不谋而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3]

　　长久以来，儿童生活在“父为子纲”封建观念的层层桎梏下。梁启超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封建旧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才对旧式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式教育对儿童的体罚，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如同女子缠足一样，是对儿童身心的巨大伤害。这种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导致儿童视学校如牢狱，畏老师如狱吏。体罚是不尊重儿童的表现。这从反面确证了梁启超认为儿童是有情感、有自尊、有主体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中孕育着儿童本体论的雏形。

　　他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中以记诵为主的儿童教育方法是有问题的。“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这种呆板的教学方法很容易打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而相比于西方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先后顺序严重颠倒的弊端。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旧式教育方法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创造力，不能激活儿童心灵中潜在的灵性。这种过分理性化的方式也被许多研究者所批判。如卢梭和别林斯基都承认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难发展的一种能力。在儿童期，应该主要致力于儿童感性能力的开发。再如朱自强教授所说“对于幼儿来说，他的理性能力还处于蛰伏的状态，因此，他的感性的能力就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为地、超前地发展孩子们的理性能力，这个理性能力当然就和一些知识的能力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过早地发展他的理性、知识这方面的能力的话，教育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就只能起到负面作用。”[4]因此，不得不说，梁启超的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自梁启超始。”[5]毋庸置疑，梁启超为儿童文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但是一个儿童教育理论的倡导者，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的理论是深深根植于实践中的。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表达了对“俚歌”的重视。1902年，他在《新小说》上开创“杂歌谣”栏目。

　　他率先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笔名发表了儿童诗《爱国歌》四章，受到了日本留学生们的喜爱。此后，他又创作了《皇帝歌》四章。“不久，他又创作了《终业式》四章，这组诗的儿童性稍为明显，比前两首容易理解。虽然有着宣传改良思想的目的，但其表现形式大致可以为少年人理解和接受。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髓，线]梁启超已经看到了在儿童诗歌中处理雅俗关系的重要性。从中不难发现梁启超儿童文学前意识之端倪。

　　同时，梁启超还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呼吁更多的人从事儿童诗歌的创作。例如，他在新小说上曾经发表过张敬夫的《警醒歌》四章、剑公的《新少年歌》、自由斋主人的《爱祖国歌》、珠海梦余生的《劝学》、黄遵宪以笔名“岭东故将军”发表的《出军歌》四章和黄遵宪以笔名“人境庐主人”发表的《幼稚园上学歌》四章等。

　　其中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语言生动活泼，自然流畅，易于上口，适合儿童吟唱，不失为一首优秀的儿童诗歌。全诗一共十节，诗人对幼童渴望知识的急切心情和幼童初上学校时欢呼雀跃的形象做了形象的描绘。这首诗在当时的儿童中传唱甚广，后来又被辑入《最新妇孺唱歌集》和《改良唱歌教科书》。“在晚清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中，如此具有儿童特点的诗作还属凤毛麟角。”[7]梁启超对这种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同时寓教于乐，又不失艺术性的儿童诗歌是极为赞赏的。

　　除了倡导儿童诗歌的创作之外，梁启超还进行关于儿童诗歌的文学批评工作。他在《饮冰室诗线则中全文引录了黄遵宪《小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称其为“一代妙文也。”同时，他高度评价了杨皙子（杨度）所创作的《扬子江》、《黄河》等儿童诗歌，认为它们是斟酌雅俗之间、适合儿童吟唱的诗歌。他十分欣赏《江苏》（清国江苏籍留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反满革命刊物）上刊载的儿童诗歌，如《游春》、《秋虫》等，认为其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先河。“将儿童诗歌的地位提高到如此的程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5]

　　此外，梁启超对于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的翻译工作上。他用章回体的形式重新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十五小豪杰》，连载于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考虑到少年读者的理解水平，译文采用的是白话文，他还以“饮冰”的笔名译述了“科学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陆续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南海卢籍东与东越红溪生合译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周桂笙译述的《水底渡节》和《神女在世奇缘》、南野浣白子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等。他称赞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寄思深微，结构宏伟。”由于梁启超的翻译工作是为了实行“小说界革命”，所以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在内的翻译工作不过是他“新一国之民”的手段。虽然他并没有儿童文学的文体意识，也没有以儿童为读者的意识，但是这些从异域引进的文学作品，在青少年中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利于儿童冲破封建文化的屏障，已经开始为儿童文学的自觉松动着久久压在其上的板结的土块。

　　总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中固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和工具论的倾向，但他主张尊重儿童的尊严和个性，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无疑在儿童文学前意识的萌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显现出现代儿童观的些微征兆。梁启超还是中国儿童诗歌和翻译小说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为了儿童文学的诞生做了准备，有利于儿童文学的本体自觉。

　　[1]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16.

　　[2]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77.

　　[3]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9.

　　[4] 朱自强.朱自强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教育讲演录[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129.

　　[5] 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2.

　　作为一位“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茅盾用人文主义大笔关切着那个时代的芸芸众生，当然更包括着民族的希望―孩子。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茅盾积极思索、奔走呼号，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足迹。

　　茅盾的儿童文学创作数量不多，这数十篇作品在浩如烟海的儿童文学史中也许稍显单薄，却给当时荒芜的中国儿童文学花园培上了一片青苗，“为中国现代童话文学的真正诞生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这些作品以最直观的形式体现了茅盾的儿童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以及突破中国儿童文学困境的积极尝试。此外，茅盾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经典著作，推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体裁的多样性。

　　通过梳理中国童话翻译的发展过程，追溯中国儿童文学“带着镣铐舞蹈”的成因是“‘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尤其可贵的是，茅盾在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下，对于“儿童文学的功能”至今仍争论不休的问题，提出“儿童文学不但要满足儿童的求知欲，满足儿童的好奇好活动的心情，不但要启发儿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遗憾的是，今天的文学界片面地认为茅盾所持的是单一的“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观点，可见，茅盾的儿童文学功能论实际上包含了“娱乐”、“教育”、“审美”等多方面内容，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全面、符合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多元的功能”的。

　　以1935年为例，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和《几本儿童杂志》中指出了当时童书创作出版科学和历史儿童读物稀缺，“叙述文字太干燥”，“总嫌带点‘讲义式’”，“故事的结构太简单，也没有热烈的情感，也没有丰富的想象”，“干净的有用的东西竟非常之少”等问题，相应地提供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如神奇故事与科学故事结合（现在我们称这种形式为科学幻想故事）；改写、重写古代传说和民间传说；科学儿童读物应避免枯燥的语言和非故事；慎选外国作品，加强翻译技巧等等。这些谨慎客观的观察和研究为当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他曾表示：“我主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这是“五四”作家的共同社会责任意识。他们寄希望于孩子，所以也给孩子背上民族国家的担子。因此，茅盾认为纯儿童文学作为教科书对中国孩子是不适宜的。然而另一方面，茅盾反对狭隘的、教人“怎样做一个健全的公民”“四平八稳的好人”的教训，主张儿童文学“会发生好的道德的作用”，教训的内容是“不但要满足儿童的求智欲，满足儿童的好奇好活动的心情，不但要启发儿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教训的方式为：不应采取正面的说教的姿态，要“有浓厚的文艺性”。此外，他还超前提出“中国缺乏科学教育”的事实，强烈呼吁更多优质科学读物的创作出版。

　　进入新世纪，茅盾对儿童文学的独到见解仍有十分值得借鉴之处，这位文学大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需要今天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及童书出版者、翻译者们认真思索和研究。

　　茅盾十分重视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问题，鼓励童书翻译者打开视野，Bwin必赢主张“译文既须简洁平易，又得生动活泼；还得‘美’”，而译本“不但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不但要能启发儿童的想象力，并且要能给儿童学到运用文字的技术”。这就要求译本不但要把原著的意义与趣味完整准确地表现出来，还得把中国的语言词汇运动的优美、精当、恰到好处，让读者体会到中文的语言美。这些要求在放在今天的儿童文学翻译中仍然是受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茅盾主张通过改写、修饰等方式“净化”外国儿童文学中个别的消极、观点不鲜明、迷信等不良因素，以原著为蓝本重编一个故事。这种翻译策略在此后“规范翻译”的年代曾广遭质疑，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描写翻译学派和德国功能主义学派两支新生力量的涌现并逐渐传入中国，翻译研究开始从以源语文本为中心转向以目的语为中心，翻译者和接受者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茅盾的“改写”“重编”即再创作策略重新得到了认可。

　　茅盾在七十余年前就开始大力呼吁少儿科学读物、历史读物的创作出版，更亲身实践翻译创作了一些优秀有趣的科学小说。今天少儿科学类和历史类读物已经成为童书市场上的重头戏，根据候颖对少儿科普图书中“畅销+常销”图书共性的总结，“经典型与现代性结合；知识性与趣味性通融；多变性与恒定性统一；人文性与科学性和谐”――这些竟与茅盾坚持的科学历史读物要涉及范围广、知识信息新、内容准确，语言生动活泼，能吸引人不谋而合。此外，茅盾提出科学读物要有故事性，即在“热闹而复杂”、“神奇”的故事中传递科学知识，点燃小读者追寻科学的好奇心。故事体的科学读物，至今在童书市场上仍是不多见的，相信茅盾的这一提议，会为当下竞争激烈的儿童书出版行业提供一个新思路。

　　在1960年的儿童文学大辩论中，茅盾对陈伯吹的“儿童本位论”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坚持儿童是有阶级性的，这成为茅盾儿童文学观点中颇具争议的部分。茅盾始终把“阶级性”放在突出位置是作家社会立场的必然体现；而另一方面，他在翻阅当年儿童文学作品后，也曾严厉批评大部分作品存在“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的诟病，他强调政治性是应建立在文学性基础之上的。此外茅盾还强调了另一个今天仍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家自己是否也应该变成孩子？茅盾的观点是，作家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以孩子的视角进行创作，儿童文学作家仍以成人为主体，“不能不了解儿童，不能以你的主观去画你所以为是儿童的儿童”，“了解不同年龄的儿童、少年的心理活动特点”“找出最适合于不同年龄儿童、少年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儿童本体论”得到认可的今天，茅盾的这些观点仍然是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的主流。

　　比起茅盾献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硕著作，也许他留给儿童文学的只是薄薄的小册，然而这小册里有先生振臂高呼“想想孩子们吧”的侧影，有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深情呼唤，更有为中国儿童文学从诞生到发展所倾注的心血及努力，茅盾无愧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开拓者。

　　［1］王蕾．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候颖．多维视点下的儿童文学［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9．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梳理反思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为促进繁荣新世纪儿童文学提供借鉴,这是2009年中国儿童文学关注的焦点,其相关活动与出版成果主要是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牵头组织召开的相关研讨会及选编出版的五套图书。这五套图书,一是《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4卷6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荟萃了60年间五代儿童文学作家260余人的290余篇代表性单篇作品。二是《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30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入了包括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小布头奇遇记》、曹文轩《青铜葵花》、黄蓓佳《亲亲我的妈妈》等30部名著,多为长篇。三是《六十年中国儿童文学精粹・感动共和国儿童文学书系》(少年儿童出版社),分为“成长小说卷”、“校园小说卷”、“真情美文卷”、“经典童话卷”、“童心故事卷”、“纪实报告卷”等6卷。四是《幼儿文学60年经典》30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者跨越老中青三代,包括严文井、叶永烈、高洪波、白冰、周锐、杨红樱、王一梅等。第五种是一套理论书籍,即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年(1949―2009)》。书前有80幅珍贵历史照片,全书精选了上百位作家、评论家的300余篇论文,另有3种长篇文献,合计350余万字。该书分为发展思潮、理论观念、作家原创、文体建设、系统工程、历史纪程、图书辑目、国家大奖等八个板块,力图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探讨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艺术成就与研究成果。

　　回望是为了前瞻,梳理是为了借鉴,总结过去是为了重新出发。以上五套丛书总计将近一千万字,从创作到理论、从图片到文献、从长篇到短制、从少年文学到幼儿读物,全方位、多维度地综括了60年儿童文学的巨大成就与斑斓景观,具有十分积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年代,文学生产包括儿童文学必须将文学品位与读者口味铆在自己的行动哲学上,坚持文学的多样化与艺术性。2009年的原创儿童文学在双轨并进方面做足了文章。所谓“双轨”,一轨是面向小学生的类型化作品,另一轨是面向中学生的典型化作品。类型化作品紧贴现实儿童的校园生活与心灵世界,注重时代性、艺术性与可读性,重在“感动当下”的文学效应。类型化创作在2009年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外研社于年初同步推出了郁雨君的《辫子姐姐男孩专列》、葛冰的《异能小子乐小天》、王勇英的《捣蛋双胞胎》、赵静的《闹的都是小别扭》等小说作品,每种都是好几本的套书,引起业界充分关注。河北少儿出版社的《郝月梅幽默儿童小说系列》、福建少儿社的商晓娜《拇指班长系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杨筱艳《绿绿的小蚂蚱系列》、海豚出版社的张菱儿《糗事一箩筐:卜卜丫丫》系列小说等,也属于类型化文学范畴。

　　在构建类型化文学方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近年着力打造“中国原创冒险文学书系”,目标是“汇聚原创冒险、魔幻、侦探、推理、探险、悬疑、科幻等多种类型文学作品,激发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增强推断力,提升阅读兴趣,砥砺胆识勇气”。从已出版的《李志伟冒险小说系列》(4种)、《萧袤魔幻小说系列》(4种)、《牧铃惊险小说系列》(2种)的内容与读者反响看,应该说初步实现了出版者的愿景。这一类作品在国外的创作已有很长历史,并已成为类型化文学的主体,但在我国儿童文学领域则不多见。如何在注重原创冒险文学可读性、剌激性的同时,加强艺术性与思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典型化儿童文学所追求的依然是文学的典型性、精致性路数,这以湖北少儿出版社推出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为代表,已推出第一批6种,包括高洪波、王宜振的儿童诗集《会写字的梧桐叶》《21世纪校园先锋诗》、张秋生的童话《有肉汁味儿的雨点》、董宏猷的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将目标锁定在一流作家的原创新作,计划每年推出十种。中国少儿出版社以《儿童文学》杂志为阵地,在用心培养青年作家的同时,用力打磨精品佳作,2009年出版了牧铃的动物小说《艰难的归程》三部曲,“90后”新秀张牧笛的《走走停停》等4种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广东银行职员陈柳环的处女作《萝铃的魔力》意外畅销,更激励了中少社发现、培养新秀的信心。2009年,女作家秦文君、程玮、谢倩霓、汪王月含、毛芦芦的长篇小说《云裳》(春风文艺出版社)、Bwin必赢《少女的红衬衣》(江苏少儿出版社)、《家有谢天谢地》(少年儿童出版社)、《假装我已离开》(明天出版社)、《柳哑子》战争三部曲(天天出版社),商泽军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抒情长诗《飞翔的中国》(安徽少儿社),薛涛、萧萍、王立春的儿童诗集《四季小猪》《狂欢节,女王一岁了》《写给老菜园子的信》(明天出版社)等,也属于追求典型化、精致性儿童文学的艺术范畴,读者对象以中学生为主体。

　　这是200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幼儿文学60年研讨会”上一些论者提出的观点,认为在儿童文学三个层次的创作中,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突出成就集中在为中学生年龄段服务的“少年文学”,涌现了一大批少年小说、少年报告文学佳作;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异军突起,以杨红樱的系列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童话《笑猫日记》最为引人瞩目;与此同时,为幼儿园小朋友服务的“幼年文学”也有提升之势。服务对象年龄段“定位下移”的走向,或许正是儿童文学回归常态、回归本位的艺术选择。有意味的是,当年一批擅长少年文学创作的实力派作家,2009年也纷纷 “定位下移”,而且出手不凡:曹文轩一口气推出了4册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从一个名叫“皮卡”孩子的出生写起,力图演绎当代儿童的生活史、成长史、精神史,计划写作16册;张之路的小说《弯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描绘了小女生徐弯弯快乐、幽默、好玩的故事,使人一读难忘;董宏猷的小说《“好大胆”与“好小胆”》(湖北少儿出版社),对幼儿心理、语言、思维的娴熟把握为长篇幼儿小说创作着实增加了底气。2009年,有一部写得很有意味、很有诗意的幼儿文学长篇散文《丘奥德》(华夏出版社),作者是重庆的李姗姗。“丘奥德”是英语CHILD(孩子)的音译,作品以孩子的眼睛观察着整个世界,用孩子的口吻描述世界,探索着生命的种种奇迹,清澈、透明、温馨而又满含哲思,是新世纪幼儿文学的一个可喜收获。

　　直面现实生存困境中艰难成长的进城农民工子弟与农村留守孩子的众生相,是近年来儿童文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从他们的求学、求生到求助,从他们的自强、自尊到自信,从他们希望拥有与城里孩子的平等待遇到希望成为“城里人”,从打工子弟校长的无私奉献到社会各界的援助之手,“农民工子弟文学”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依然是儿童文学坚守的精神,儿童文学与人生、与社会、与思想依然如此生动深刻地交织在一起。2009年,在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的28部文艺作品中,儿童文学有七部,而其中“农民工子弟文学”就有两部,即安徽作家伍美珍、刘君早的长篇报告文学《蓝天下的课桌》(福建少儿出版社)、江苏徐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徐玲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希望出版社)。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与农村留守孩子的生存现状和成长问题,已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视野,出现了一批思想性、时代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佳构。广东作家曾小春的长篇小说《手掌阳光》(明天出版社)、四川作家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诗人刘泽安的儿童诗集《守望乡村的孩子》,都引起了文坛关注。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技术、体制、文化领域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不断进化与完善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儿童文学作为服务未来一代的特殊文学,自然而然将生态文明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视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动物小说、大自然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的创作持续升温,说明儿童文学作家坚执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抵达灵魂的探寻。2009年年初,“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暨‘大自然在召唤’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年末,刘先平的生态文学新作《走进帕米尔高原》(安徽少儿出版社)获第11届“五个一工程奖”。这是刘先平同类题材的作品再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这对刘先平是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象征:生态文学将是新世纪文学与儿童文学的重头戏之一。

　　有意味的是,“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作品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仿佛一夜之间又火了起来,中国少儿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几乎同步推出了沈石溪的两套动物小说旧作系列,其中的《狼王梦》国内已有多个版本,依然供不应求;上少社也即将推出沈石溪系列作品。有人戏称这是沈石溪的“第二春”。2009年,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新作《雪豹也有后爸》由湖北少儿社出版,金曾豪、牧铃也有动物小说新作《义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艰难的归程》(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义犬》还是国内第一部图书、网络、手机同步发行上线的“全媒体动物小说”,由此可见动物小说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沈石溪的“第二春”与刘先平的二度折桂,何尝不是生态文明正在逐渐深入人心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