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童年书写?这是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解决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及实践命题。“价值判断”的模糊性及争议性大概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少儿文学创作、出版、传播领域遭遇的最大艺术难题。呼唤重新建立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因此,本期“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栏目特针对此焦点展开专题讨论。在此呈现的两篇文章从两个不同角度理解并呼应这一问题。杜传坤一文侧重于观念层面的探寻与突破,澄清价值判断一直以来我们可能被陷入的误区以及带来的种种问题;李学斌一文则基于开阔的童年文化视阈,贴近儿童文学史及细密的文本内部,清理出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六个维度。
作为文学子类,儿童文学以童年书写、童年表达为天职。童年是儿童文学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儿童则是儿童文学的审美核心与接受对象。由于与童年、儿童之间多元复合的内在关联,儿童文学不仅在题材、题旨、故事等内容层面具有某种特殊性,而且其文体、结构、语言等形式层面也富含特异性。具体到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笔者以为,应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童年不仅是自然存在,更是社会存在;不仅是生命现象,也是文化现实与文化想象。一方面,作为人类生命的初始阶段,童年的自然性决定了童年书写一定程度就是“人之初”身体景观的时间性呈现;另一方面,作为人生的奠基时期,童年渐行渐深的社会性同样决定了童年书写不仅是童年文化的空间性表达,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儿童化折射。换句话说,童年首先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存在并绵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其次才是以独特的文化形式呈现其特征,体现其意义。童年的自然性孕育了儿童文学丰富、鲜活的生命质感;童年的社会性又表征着儿童文学深厚、宽广的文化意涵。与此同时,生长性则使童年在生命的延长线和文化的结合部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正因如此,童年成为人类文明的思想、艺术资源。它不仅以独特视角、鲜活质感折射着现实人生的长度,同时也以新异的形式、丰富的语言体现着童年文化的广度。
比如,优秀的儿歌、儿童诗以韵律和节奏呼应着幼儿与生俱来的节奏感和生命律动;优秀童话以想象对应着儿童“自我中心”、“任意逻辑”的游戏性审美心理;优秀儿童故事以贴近生活的情节呈现孩子们的生活体验;而优秀儿童小说则将童年生命的丰盈经由故事呈现得深入而饱满……所有这些文体表达都是基于对童年文化不同意涵、意味的把握,是童年文化独特的审美呈现。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能够全面深刻地反映不同文化背景、地域环境和社会现实中的童年境遇,其文本题材内容的丰富、鲜活、新异、独特很大程度体现着童年生活的宽度。这种宽度既是童年文化时间纵轴上的渐近性、承继性,也是童年生活空间横轴上的弥散性、绵延性。其中,童年文化时间意义上诉诸儿童文学,其所体示、反思、建构的是“童年生命形态自我追寻、自我确认、自我超越”的审美图景。其表现形式具体分为历史童年、现实童年和未来童年三种样态。其中,历史童年可理解为“理应珍惜的过去”;现实童年可理解为“自在、自为的现在”;未来童年则可理解为“倾力追索的将来”。如《吉祥时光》中,张之路以上世纪50年代生活为原型,呈现出历史童年的真实面貌;《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里,董宏猷立足现实童年生态的文学书写,呼应着当下童年的各种境遇;《大熊的女儿》中,麦子依托幻想展开的虚拟叙事则寄寓着对美好亲情的珍视与追寻……上述儿童文学作品从不同时间维度呈现出童年的现场感、纵深性,从而规避了那种将童年和社会生活相剥离的平面化倾向。
与童年文化的时间性不同,童年生活的空间特质诉诸儿童文学,则呈现、反思并建构了“童年形态与外部世界的内在关系”。如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借主人公天真活泼、率性磊落的生命形态映衬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上流社会虚伪庸俗、冷酷自私的灰暗现实;金斯莱在童话《水孩子》里,通过孤儿汤姆的不幸遭遇,映射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信仰与时代精神异体同构的社会状况;盖达尔在《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中,以铁木尔和伙伴们支援前线红军的行动,呈现了战争年代童年与成年的复杂关联……这都是童年空间内涵之于儿童文学的典型表达。考虑到儿童文学中童年空间存在的具体性,其审美形态基本呈示出乡土童年、城市童年、边缘童年三种不同样貌。
上述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立足民族、时代、环境等要素而展开的全方位、整体性童年书写,Bwin必赢不仅反映了童年生活的宽度,更让童年及其文化成为儿童文学丰饶的精神资源。
作为有特殊心性、独特价值观和生命感觉的人群,儿童有“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的“外生命”在儿童文学中,常常是以“儿童化”、“生活流”的形式表现其日常活动、生命情态,而儿童的“内生命”则以情感记忆、生活体验、心灵愿景等“动态性”内涵表现其成长困惑、自我探索、心灵颖悟。这一点,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题旨蕴含层面体现得尤为显著。比如,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依列娜·法吉恩在其长篇儿童散文《万花筒》中,借助男孩安绍尼的日常体验和内心想象,不仅写出了生活丰富的面貌、鲜活的质感,而且还以翱翔于现实表象和世俗功利之上的超越性眼光,写出了一个6岁男孩对生活的独立探索和发现,写出了自由和梦想赋予生活的缤纷与绚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依列娜·法吉恩借“万花筒”透视生活之真,还不如说作家是透过儿童的眼睛表达了童年的诗性之美。作品中,无论安绍尼寻找“杰可勃的梯子”,还是探究“神奇的钟”,抑或体验“走路上学”的滋味,都无不表征着6岁男孩一路走来的心灵发现。它所体现的恰恰是以自由消解生活庸常,靠梦想超越现实局限的“非功利”、“反理性”的童年品性。
首先,儿童文学是故事文学。“故事”是儿童文学的基本面,“故事性”(叙事性)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没有“故事”,或者说少了“故事性”,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类属,就失去了其存在基础和现实意义。原因很简单:其一,从创作主体看,借助于故事构织、情节营造映现童年生活、人生世相,并由此传达写作者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思考,是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屡试不爽的文体基础、叙事模式。其二、从接受主体看,无论幼儿、儿童、还是少年,其诉诸儿童文学阅读的情感需求、审美期待都离不开故事。可以说,“故事”是体察人生、反观自我、寄寓情怀、表述想象的载体,是现实生活的影像化、符号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编织故事,还是聆听故事,都可谓儿童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儿童读者感性化、形象性、新奇感的认知特点和接受心理更决定了“故事性”是儿童文学必不可少的本体特征。足见,讲好故事,或者说达成完满的叙事效应可谓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关涉到具体作品,则意味着儿童文学作品应立足于故事情节揭示或表达出童年命运的情感肌理与内涵深度。
比如,在美国儿童小说《小兔沙得拉》中,如果说男孩戴维对小兔沙得拉的想象、盼望、宠溺、照料、担忧、牵挂还仅仅是表达了孩子与小动物之间那种声气相投、灵犀相通的普遍心理特征、朴素情感需求的话,那么,小兔到来前,戴维独自去野地里为小兔采摘三麻袋苜蓿,以及小兔从谷仓消失后,他独自寻找并徒手抓住一只黑老鼠的举动,已经写出了特定环境孕育并激发出来的男孩身上所蕴藏的深厚情感与心理能量,而这些恰恰是构成戴维和小兔现实命运的基本因素。就情节故事而言,这后一层内容显然是超越性的,是故事情节的内在肌理与清隽骨骼。
同样,在德国儿童小说《火鞋和风鞋》中,小迪姆与鞋匠爸爸假日游历的过程仅仅是故事的基础性内容,它固然以新鲜、丰富的情节、细节写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但故事最动人心魄之处还在于穿着“火鞋”一路跋涉、一路探索的过程中,小迪姆克服困难、战胜怯懦、承受压力后的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超越。这是弥散、融合在故事情节中莹莹闪烁的情感力量与精神折光,这正是决定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优异品质的核心元素。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以不同形式呈现着童年的历史境遇、现实生态、虚拟样貌,其中也不同程度蕴涵着作为儿童文学审美根蒂的童年精神,也就是人类文明寄寓在童年意象之上的,以纯真、自由、乐观、自信、诚挚、勇毅、梦想、超越等诗学范畴为要旨的审美精神。这一童年精神表达不仅体现为立足儿童生存现实、心灵境遇,深入挖掘童年生活内涵;更体现为基于童年愿望表达和童年命运关切,塑造有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典型童年形象。
比如,在儿童小说《浮桥边的汤木》中,彭学军借助男孩汤木对死亡的恐惧和想象,写出了属于孩子单纯、敏感、诚挚、素朴的心灵脉动。在“不期而遇”的“灾变”面前,10岁的汤木忧惧但不悲戚,无助却也勇敢,他以孩子的方式守护着亲情,抵御着死亡的威胁。汤木的行动无疑是儿童纯真天性的自然流露,简单而执著,微薄却有力,体现了儿童心灵深处一种拙朴而纯粹的爱的力量。
还比如,在儿童小说《宝塔》中,秦文君通过塑造富有新时代特征的童年形象,表现了儿童的“生活参与感”与“精神自主性”。故事里,13岁男孩嘉庆在表弟嘉麟遭遇家庭变故、疾病缠身之际没有袖手旁观、视若无睹,而是挺身而出、热忱相助……作为与成人比邻而居、相融共生的人群,孩子们以情感改变或扩容生活,用行动影响、感染成人。这不仅是童年力量的体现,其中更熠熠闪烁着珍贵的童年精神
语言修辞是作家为达成具体、形象、新异、丰富的文本效果而采取的各种审美手段和语言技巧的统称。儿童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其表情达意所运用的语言方式、语言技巧不仅体现着写作者的审美价值观和文学素养,而且也标示着作品反映童年生活的深度与表达童年情感的力度。基于此,越是贴近儿童生命观、价值观和存在感觉的语言,就越鲜活、生动、摇曳生姿,也越能充分呈现童年情感的敏锐单纯、丰富细腻;越是切近儿童生活现实、思维特征、心理结构的语言,就越新奇、灵动、不拘一格,也越能够集中表达童年情感的拙朴自然、隽永深邃。
比如,在安东尼·布朗的经典图画书《我妈妈》中,小主人公这样介绍“我妈妈”:我妈妈像蝴蝶一样美丽,还像沙发一样舒适。她像猫咪一样温柔,有时候,又像犀牛一样强悍。我妈妈真的、真的、真的很棒! 在这里,“蝴蝶一样”从色彩和形态褒扬妈妈的美丽;“沙发一样”从触觉和感觉体现妈妈的体贴;“猫咪一样”从视觉和听觉夸赞妈妈的“温柔”;“犀牛一样”则又从形态和视觉凸显妈妈发脾气时的凶悍。末句三个“真的”则以重复强调语式将小孩子生怕别人不相信而急不可耐的表白情态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这就写出了一个孩子对妈妈率真而自然、纯粹又炽热的情感。
相比较而言,原创儿童诗《我妈妈》则呈现了另一种语言效果:我是一颗星星/妈妈是蓝天;夜空是星星的摇篮/妈妈的胸怀是我的摇篮。
同样是儿童表达对妈妈的爱,比起“蝴蝶一样美丽”、“猫咪一样温柔”这样贴近儿童心理、富有生活质感的语言,“妈妈是蓝天”、“妈妈的胸怀是我的摇篮”显然是成人化的“代言”和“移位”,不仅语言抽象、空泛,而且情感也显得刻意、苍白,体现不出孩子与妈妈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灵犀相通的信任与依恋。尽管两篇儿童文学作品题材内容相同,但因语言修辞方式相异,其情感表达效果迥然有别,最终文学品质也高下立判。
总而言之,优秀的儿童文学童年书写,不是文体形式、题材内容、题旨蕴含、故事情节、文本形象、语言修辞等单一性文学指标的达成,而是上述多种文学结构、审美要素的和谐交织、完满实现,是“整体”性的内容优异和形式“饱满”。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一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来说,无论它选择什么题材内容,以何种文体形式、语言修辞来展开童年书写、童年表达,其都应穿越童年生活表象,抵达童年生命内层,以写出童年超越梦想的轻逸和体察成长伤痛的深邃,呈现童年文化的广度、延展现实人生的宽度、揭示儿童命运的深度,最终经由童年品性的向度,孕育出童年情感的力度、标示出童年精神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