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高度，我这里主要是指儿童文学在其关于童年的书写中所达到的思想、情感和精神的高度。这种高度的实现，使儿童文学在艺术标准和艺术品质上能够与一般文学相比肩。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好的儿童文学是适合0～99岁读者的文学；好的儿童文学一定也是好的文学作品。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儿童文学的这种高度。比如，苏联作家奥谢耶娃的幼儿故事《错在哪里》就用看似简单的构思，写出了对大众平庸之恶的揭示.

　　“喵！”一只小猫可怜地叫着，它的身子紧贴着围墙，浑身的毛都竖起来了。有一条狗对着它恶狠狠地咆哮。在离小猫不远的地方，有两个男孩站在那里，笑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个大婶从窗口看到这个情景，马上跑出来，把狗赶开，生气地对两个男孩喊道：“你们太不像话了！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吗？”

　　如此短小浅显的一则故事，它的篇幅、表述、遣词用句等，无不充分考虑了低幼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但这一点儿不影响它实现一种不逊于一般文学领域优秀短篇作品的高度。从《错在哪里》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三层前后递进的内涵。

　　第一，在一般儿童故事的层面上，它以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向孩子们传递了同情这一朴素的人性情感。

　　第二，这一情感关注的不只是在我们一般儿童故事中常常见到的不作恶或助人为乐的善心善意，而是同时揭示了人性之“善”的另一深刻要义：它是对哪怕最微小之善的倾慕与践行，也是对哪怕最微小之恶的敏感与。因此，面对哪怕在许多人眼里甚至称不上恶行的欺侮行为的旁观和不作为，同样违背了人性的本义。

　　第三，指出和强调这一人性的本义，不只是倡导一种私人生活之善，也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进步与反省。故事末尾“错就错在什么也没做”的指责，让我们想到太多。在我们曾经历的历史中，不缺乏“什么也没做”造成的大错，比如二战期间无数欧洲平民在那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搜捕、屠杀中选择了沉默。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也无时不在上演“什么也没做”的看似无恶之恶。从这个意义上看，《错在哪里》中的小故事也为我们提供了文明和人性自省的启迪。一则小小的儿童故事，背后是如此高远深刻而又切近现实的人文关怀，这就见出了儿童文学的高度。

　　我们再举两部中国作家的作品为例。在黄蓓佳的长篇历史题材小说《野蜂飞舞》里，黄橙子们的生命尽管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但他们照样不管不顾地疯长。他们的咋咋呼呼，他们的嬉游戏闹，让历史变得热闹起来，鲜活起来，飞扬起来。这热闹、鲜活和飞扬的姿态，是对童年生命最有力的赞美，Bwin必赢也是对侵略战争最有力的控诉。

　　在同样涉及战争及重大历史事件背景的史雷的《正阳门下》中，我们看到了在政治、战争的宏大帷幕之下，童年一如既往地蹦蹦跳跳、晃晃荡荡的身影。一方面，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一切，个人身处其中，感到那样渺小。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孩子快快活活地驯鸽子、遛鸟、骑骆驼的身影里，我们分明又看到了一个从未被历史碾碎的童年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厚重的历史帷幕拉开之后，由于童年目光的注视，它们所叙述的历史与生活，获得一种属于儿童文学的厚重质地和艺术光华——换句话说，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彰显着一种艺术的高度。

　　儿童自身的精神和文化特征，为儿童文学提供了一种大气的精神格局和深挚的艺术情怀。但是，儿童文学的高度并不等于一种有高度的思想或精神观念与儿童文学作品的简单相加。通常情况下，谈到文学作品的高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与它有关的一些所指宏大、内涵深刻的词语，比如正义、信仰、关怀、人性、伦理、道义……在有关作品的评论中，这类词语的运用彰显了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和精神高度，也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了文学写作的价值高度。

　　但我们也常碰上这样的情形：一部作品，从写作意图到题材内容，都可用体现思想和精神“高度”的某些语词进行标记，而且很可能因此“高度”而招来某些美誉及奖项，但这个思想和精神的“高度”仅停留在抽象的文学知识层面上，而很难落实到生动的作品阅读体验中。准确地说，它是总结性、抽象性的，而不是过程性、体验性的，前者只出现在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知性总结中，后者则贯穿阅读的整个感性体验过程。

　　究其原因，上述“高度”在作品中仅仅体现为认知的高度，而尚未抵达艺术的高度。也可以说，它在寻求文学写作的艺术“高度”的过程中，并未能最终实现艺术的高度。

　　因此，儿童文学的高度，是以儿童文学特有的艺术方式得到生动传达和诠释的高度。

　　德国作家雅诺什编绘的图画书《噢，美丽的巴拿马》，把一个简单的关于寻找的童话故事上升为一个与理想和家园有关的富有深意的哲理故事。小熊和小老虎是好朋友，他们拥有一个舒适而美丽的家。有一天，小熊发现了一个箱子，箱子上写着“巴拿马”。这个陌生的巴拿马便成了他们理想中的王国。他们踏上了去往巴拿马的途程，一路历经艰辛，最后在乌鸦的帮助下找到了巴拿马——原来，这个最美丽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园。这一与家园有关的哲思使故事在情节的铺展中同时拥有了一种十分大气的精神格局。

　　这种高度的存在，能够使作品的情节或文字在瞬间击中我们的情感，将我们带向儿童文学艺术与审美的远方。

　　在儿童小说、童话、儿童诗等儿童文学门类中，以自己的方式构筑一种有高度的文学世界，是我们在儿童文学史上常常可以见到的。例如安徒生童话、米切尔·恩德的《讲不完的故事》、曹文轩的《草房子》、张炜的《寻找鱼王》、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薛卫民的《一天和一年》等。在这里，我还想以儿童文学中通常会被认为最难进行艺术发挥的知识类读物为例，来看看在具体的创作中，儿童文学的艺术高度是如何得到落实和体现的。

　　《各种各样的家：家庭超级大书》（文：（英）玛丽·霍夫曼，图：（英）罗丝·阿斯奎思，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6月），看似是一部面向孩子、浅显平实的关于“家”的知识介绍类图画书，却自然而然地蕴含了深刻的生活理解和人文关怀。例如作品这样介绍家的成员构成：

　　很多孩子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住，也有很多孩子只跟他们的爸爸或者妈妈一起住。

　　这段家庭知识的介绍，覆盖了双亲家庭的孩子、单亲家庭的孩子、留守儿童（从我们的文化看）、同性婚姻家庭的孩子，以及寄宿和领养的孩子。客观的语调，使各种生活方式拥有了一样的平等性。这样的介绍，超出了“字典”意义上的“家”的含义和解释，不露声色之中，突然就有了一种让人沉思、催人落泪的人文内涵和力量。

　　这段涉及贫富差距问题。但从与文字配合的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住在高大宽敞的别墅里人们孤独地望向窗外，挤住在小公寓里的人们则更多地享受着自己的欢乐。这一氛围的倒转平衡了文字里因贫富阶层差距造成的情绪落差。读到这里，你或许以为作者的意图是借对“大别墅”阶层的批判突出对“小公寓”阶层的鼓励。但本段最后一句“还有一些人无家可归”，则在看似冷静的语气中，把一种超越阶层对立和角逐的更大的社会关怀带了出来。不论你的生活是富裕抑或贫穷，当你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无家可归”的时候，你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对富者的羡慕、嫉妒或者对贫者的同情、轻视上。相反，你会意识到“家”这个词的最核心和最珍贵的意义，它并不随物质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同时，你也会深切地感到，把拥有“家”的可能带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而不是看重“家”与“家”的比较），才是“家”这个词存在的最重要的文化意义。

　　这两段话的核心是尊重，尊重差异，尊重他人的独立尊严。作品最后一部分写道：所以，家庭有大的小的、快乐的悲伤的，也有富有的贫困的、吵闹的安静的，还有凶巴巴的好脾气的、忧心忡忡的无忧无虑的。

　　这段话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它们共同相处，Bwin必赢彼此平等。这就把我们对“家庭”的理解带向了尽可能开阔的审美世界。但是，接下来作品结尾还有这样一句神来之笔：

　　忽然之间，前文中的不同家庭变成了同一个家庭，它们各不相同的状况，也变成了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仔细想想，不正是如此？这样，作品一直在倡导的“平等”和“尊重”的精神，就不再只是“我”与“你”、与“他”的平等，或者“我”对“你”、对“他”的尊重，而同时也是“我”与“我”的平等，是“我”对自己的尊重。同时，它也告诉你，没有一个家庭、Bwin必赢没有一种生活是永远快乐的，悲伤的，富有的，贫困的，忧心忡忡的或无忧无虑的。你可能会从快乐走向悲伤，但也一定会从悲伤重新回到快乐。你有时或许心事重重，但也会有无忧无虑的时刻。只要想到另一种状态的可能，你就会懂得更成熟地看待、对待自己正身处其中的当下状态。反过来看，也只有经历过这一切，才是真正的生活。

　　从知识的介绍出发，抵达这样的精神地带，这无疑呈现了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具有的一种了不起的洞见和高度。

　　【作者简介：方卫平，教授，鲁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近年出版的个人著作有《童年观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儿童文学的难度》《方卫平儿童文学随笔》《方卫平儿童文化答问录》《方卫平学术文存》（10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