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创刊的文学杂志。四十年来，《青年文学》以扶持青年作者为己任，发表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回望《青年文学》走过的风雨历程，作者、编者、读者之间互动互信，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值此《青年文学》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开设“青年文学1982—2022”专栏，在回望来时路中重温初心，铭记使命，继续前行。

　　著名编辑家，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九四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宣传科副科长、文学编辑室主任，出版社编委、副总编辑。一九八二年创办《青年文学》任主编，一九八七年创办《中华儿女》任主编。在四十余年的文学编辑岗位上，参与组织和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创业史》《红岩》《李自成》《人生》《心灵的历程》等。著有纪实文学《岁月传真》《四十二年磨一剑》《守望歌乐山》《品尝记忆：我编辑生涯中人和书的故事》《拾忆集》等著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各省市的文学刊物相继恢复，涌现出了大量文学新人和文学佳作。面对喜人的文学新形势，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以丛刊的形式，开辟一块展示青年作者文学创作新成就的园地；一方面从全国的文学刊物上选登青年作者写的青年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另一方面组织发表青年作者的新作。丛刊定名《小说季刊》，交给新华书店发行，一个季度出版一本，特点是：青年写，写青年，给青年读者看。

　　除了作品外，《小说季刊》还开辟三个有特点的栏目。一是“作品小析”，凡入选的作品，均附一篇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有感而发的小评论，可以三五百字，但最多不超过一千字，称为千字文。二是“专稿”，每期一篇，约请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专门就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问题或一篇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评述。三是“甘苦谈”，约请较有影响的青年作者谈自己创作中的苦辣酸甜心得体会。

　　这样《小说季刊》于一九八〇年一月正式问世了。当时我曾到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市部观看《小说季刊》出版时的销售情况。只见一摞高高的《小说季刊》一本接着一本，转瞬间就卖光了。见那场面，我心里真是高兴啊！没有买到《小说季刊》的读者，纷纷给出版社来信，要求扩大印数。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因未曾购到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专门来函：“《小说季刊》很受我校师生欢迎，特别是中文系、新闻系、文学研究所等单位更需使用收藏，因该刊在上海未曾出售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为配齐使用，请设法给我们补购十五份。”

　　热情的青年作者也纷纷来信。他们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小说季刊》应逐步过渡到以发表新作为主，不要停留在只转载其他刊物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上，只要坚持“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的办刊方针，就会使自己的刊物有特点有特色。同时青年作者们还感慨地说，对于已经成名的中年作家来说，他们发表作品的地方很多，各地大小刊物的约稿就够他们写的了，《小说季刊》应成为青年作者特别是刚刚破土而出的青年业余作者见世面的园地。你们要倾全力扶植和培养新生力量，要为青年业余作者“雪中送炭”，要为青年业余作家“锦上添花”。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刊物，理所当然应该体现出青年的特点！为了转载选登和发表新作并举，当时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五期正开班，我们先是把他们邀请到团中央座谈，尔后又派有眼力的编辑陈浩增驻班抓作品，受到青年作者欢迎，收到显著效果。

　　对于“作品小析”这个栏目，受到青年作者和青年读者的欢迎程度，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和想象！我原来考虑设置这个栏目，一是为了提高对作品的欣赏力，二是为了指出作品的不足，三是逐步建立起一支文艺批评的队伍。没想到青年读者、青年作者竟如此重视。青年读者说：“‘小析’虽小，意义重大，不仅加深了阅读兴趣，也使刊物更贴近我们，有别于其他选刊，身价倍增。我们是期期不漏，本本必读。”青年作者说：“不要看是‘小析’，有时比长篇大论的文章还难写，可能会有点评不够准确、分析不够到位的地方，但这个路子对头。”“过去很少有人对青年业余作者的作品写点评论，现在篇篇有人写，青年作者的作品，可能就因为受到了‘小析’的点拨，开了窍，今后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设置‘作品小析’栏，说明编者对作品的重视，精神上感到亲切，心里感到温暖，就是指出缺点不足，也非常高兴！”“体现了《小说季刊》既是我们的良师，又是我们的益友，是青年作者自己的文学园地。”

　　到了一九八一年下半年，来自青年作者方面的呼声更高了，这时我们发现，在这两年的刊物中，已陆续发表了新作五十一篇；其中有韩少功的《回声》，王安忆的《小院琐记》，竹林的《网》，叶辛的《苗乡春月夜》，乔典运的《小院第恩仇》，关庚寅的《漫漫的长堤》，刘亚舟的《雪野》，杨干华的《支部书记的女儿》，高尔品的《凌霄花》，冯骥才的《BOOK！BOOK！》，陆北威的《典型人物》，申跃中的《啊，千万别》，陆星儿的《孕》，王海鸰的《海蓝色的连衫裙》，毛志成的《人风》，严歌平的《冷暖更迭的夜》，姜滇的《相会在明天》等。加上我们组织的近百篇“作品小析”，基本上把作者队伍、评论队伍建立起来了，这样我们便决定把《小说季刊》改刊，过渡到以发表新作为主要内容的正式文学刊物《青年文学》。

　　《小说季刊》从一九八〇年初创刊到一九八一年底共出版了八期Bwin必赢，从开始发行九万，到十九万，到三十万，到三十二万，到三十五万，呈直线上升趋势。当时我只想从以转载为主的丛刊，过渡到以发表原作为主的正式刊物，却没想到这么一来便把一个集全国高质量、高水准的青年题材的《小说季刊》砍掉了。如果当时我的决策不是这样，而是一边创办《青年文学》，一边仍继续把《小说季刊》办下去，也许这样的决策是最正确、最有远见的。试想如果这本“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的选刊一直办下去，三十年下来，很可能就是一本集所有有成就的青年作者和为当时广大青年读者欢迎喜爱的青年佳作大成的刊物。这是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作用！文学需要青年，因为青年给文学带来活力。《小说季刊》虽然也是选刊，但这本打着鲜明“青年”烙印的刊物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是不完全相同的，但当时我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一个有生命力的新事物，一个火爆上升的刊物，一个非常看好的机遇，就这样被放掉了，而且一放掉就再也没有生还；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策实在太匆忙，甚至有点轻率了。

　　《青年文学》于一九八二年一月正式创刊出版，因为是在《小说季刊》的基础上改刊，受到各方面重视；有三十多个报刊做了报道，新华社就发了两次通稿，一是创刊消息，一是出刊消息，一时间零售、订阅的数字迅猛上升。两年后，即一九八四年底已发行三十九万六千册，现在看来《青年文学》所以受欢迎，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小说季刊》两年内出版了八期，发表了七个中篇小说、九十八篇短篇小说，为创办《青年文学》做了很好铺垫和准备，特别是“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这一宗旨已经为广大的青年作者、青年读者所接受，所以《青年文学》能够开门红，要感谢《小说季刊》打下的基础和创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通过《小说季刊》的创办，编辑部已经联系了一批青年作者，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一支作者队伍。有的青年作者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在青年读者中颇有影响；有的青年作者虽初露头角，却有如破土而出的春笋一般的潜力和生机勃勃的活力，他们代表着新时期我国文学事业的希望和未来。我们坚持为后涌现出来的一代文学新人服务的方针，让《青年文学》名副其实地成为新一代风华正茂的青年作者的园地。

　　三、《青年文学》之所以一炮打响，还因为这些青年作者和广大的青年读者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经历，在对历史和社会、现实和未来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和息息相通的感情。在他们的作品里，比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的想法与希望、矛盾与欢乐、追求与艰难、奋进与曲折。我们当时提出：《青年文学》是青年读者和青年文学爱好者之友，必须重视青年读者的需要，必须贴近青年读者的生活。青年喜爱文学，文学也需要青年，没有青年读者对文学的需要，文学就失去了生命的依托和存在的价值。文学既可以给青年读者以美的享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青年读者的高尚情操和良好素质，也可以增长青年读者的见识和智慧，推动他们进步和成长。所以我们在创办《青年文学》过程中坚持和发扬了《小说季刊》的优点和长处；它发表的短篇小说《明姑娘》《哦，香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和报告文学《路该这样走》《斯韦思林杯上刻着他的名字》《天空和大地之间》等作品，一下子就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又比如，“作品小析”这个栏目，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不要看是“小析”，却赢得了作者和读者的肯定和欢迎。设置这个栏目时，主要出发点是在同一期刊物上，既看到作品，又看到评论，帮助读者欣赏作品；在剖析作品时既讲思想艺术特色，又要指出作品的不足和得失，使读者、作者都能受到启示。其实办这个栏目，并不新鲜，在许多文学前辈创办的文学刊物中，和当时一些兄弟省市的文学刊物中也出现过，不同的是，我们是篇篇附有“小析”，期期有“小析”，长期坚持了下来。难就难在“坚持”这两个字上，就因为要坚持，编辑就辛苦得多了，常常都是在我们定稿后，才开始组织“小析”，距发稿时间很近，提供给编辑和评论者的时间很短。写到此，我就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热心支持《青年文学》、热心扶持青年作者的评论家们！若说文字，不过是“千字文”，若说稿费，少得可怜，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有约必应，认真作文，言之有物，论之有据。我在想如果从这几十年《青年文学》上发表的“小析”中，选出精粹之篇，再附上作品，题为《八十年代以来〈青年文学〉精粹作品选》，一定会是一本为青年文学爱好者乐意收藏的书。

　　写到这里，又让我想起了一件值得纪念的事。《青年文学》上随小说发表的“作品小析”“文学评论”“专稿”大都是文学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撰写的，独有一篇是经济学家许涤新写的，这就是《青年文学》一九八四年第五期上发表的陈放的中篇小说《白与绿》。是写草原退化为荒原，荒原又复苏为草原，绿变白、白又变绿的演变历程，集中塑造三代农牧业科学工作者为保护生态环境、治理草原碱斑、发展农牧生产的感人故事。编辑部决定发头条，在研究请谁来为这篇小说写评论时，想了好几位都觉得不合适，最后想到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研究学者许涤新，如许老能写评论最好。许老看过小说后，爽快应允。这篇文学评论与众不同，他在文中大声呼吁：“我国的生态环境，很使人担心。水土流失、环境污染、草原退化、沙漠扩大……仅水土流失每年带走了大量泥沙和肥料，每年提高河床的高度、缩短江河运输里程。环境污染，大量排放废气、废水和废渣，使农业受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受损害。草原退化，使我国近一亿亩土地变成‘石田’或‘沙漠’！”“我希望文艺界同生态经济学界携手合作，把生态平衡的破坏所带来的灾难和如何对待这些问题的决心和科学态度……艺术地报告给广大人民！”这是许老二十多年前发出的心声，是当时文学评论家很难写出的，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对《白与绿》的重视。小说甫一发表，立即在文学界泛起涟漪，反应最强的是《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两家刊物同时转载。同时也引起了农业科技、环保界和有关部门的注意。陈放也因这篇作品的发表收到大量牧场职工来信，询问何处可以找到碱花草（小说中把碱茅草改称为碱花草），让盐碱荒滩、无草无木的牧场也变成一片绿洲。这篇作品是陈放成名之作，特别是约许老写评论是我最满意之举。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兴奋。

　　●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在青岛笔会上留影：王梓夫（左）、王维玲（中）、高尔品（右）

　　对于一个刊物来说，做好作者工作是办好刊物的前提和基础。编辑部团结的作者越多，作品的来源就越有保证，就能够在众多的作者手中拿到大量的作品。没有数量，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可能择优选用、保证质量。只有有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在手中，才有可能进行选择、比较，择优选用，才谈得上题材多样化，内容丰富多彩，对读者产生吸引力。要想把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活力，不断地出新、创新，必须不断地充实、壮大作者队伍。

　　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要靠青年作者去写。没有优秀的青年作者，就没有优秀的作品。没有优秀的作品，刊物就不能吸引青年读者，就不能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影响，也就很难在期刊如林的文化市场上站稳脚跟。所以我们坚持把团结青年作者，把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当时我说过两句话：“我们既需要用优秀的青年作者和作品为《青年文学》创牌子，又要在《青年文学》这块阵地上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当时“伤痕文学”风行文坛，而创作出这样作品的人，绝大多数是青年作者，其中不少是插队知青，这些作品显露了他们的文学才气和文学功力。在众多好的、比较好的作品中，也有一些作品受到批评、引起争论。对于那些受批评的作品和作者，我们不是疏远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常常就是在我们一起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中，他们认识到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不一定是熟悉的，而熟悉的东西又不一定真正地理解了。就这样，他们从“”这场噩梦中，从伤痕累累的厄运中走了出来，写出了“从心中流出来”的成名佳作。从一九八四年底的统计Bwin必赢来看，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作品的作者，平均年龄在三十三岁左右，有相当一部分过去未发表过作品，或者只是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对于有一定基础和水平的初学写作者，我们着重于扶植、帮助他们在艺术上逐渐成熟起来。比如，我们在投稿中，发现一位四川青年作者的稿子，基础较好，但艺术上尚未达到发表水平，我们便和他建立通信联系，鼓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写。作者在回信中提出想写一篇反映抗洪斗争的作品，我便鼓励他写。小说初稿寄来后，编辑部专门开会研究，提出修改方案，并派专人带着修改意见，赴四川南充市同作者交换意见。作者四易其稿，先后写下了十二万字之多，这部作品就是魏继新后来荣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作品奖的《燕儿窝之夜》。还有张炜，当时他与《青年文学》还没有交往，便以投稿方式，把他的新作《蓝色的木屐》寄了来。当时我们对张炜这个名字也是陌生的，但编辑是负责的，没有让这篇佳作从眼底下漏过去，也就因这篇作品《青年文学》与张炜结下了深厚友谊。

　　就是对于比较成熟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我们也没有拿来就发，依然是高标准、严要求，立足于提高。我有一个思想：“只要作者还有潜力可挖，就不要轻易发表，满足现状的思想是不可取的。”所以有一些作品基本上已经达到发表水平，但我们还要他们推敲琢磨，充实修改、润色加工，使作品进一步有所提高，有所突破。开始时有些作者觉得我们太“残酷无情”了。但在作品发表后，赢得了好评，作者感慨地说：“没有编辑的严格要求，便没有前进的动力，这才真是‘道是无情却有情’。”不少成熟的青年作者，在与《青年文学》交往中，也在创作上迈出了新步子。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编者和作者之间这些充满真情和友谊的往事，心中就涌起一股甜甜暖流，让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珍贵，那么令人留恋。

　　做好作者工作，最重要一条，就是要提高编辑的水平和素质。首先编辑要尊重自己，要维护文学的声誉、编辑的声誉。既要反对庸俗作风、市偿习气，也要反对简单粗暴、不平等待人的老大作风。要做到“四个一个样”：新老作者一个样，亲疏一个样，专业和业余一个样，约稿和投稿一个样。

　　编辑工作，关键的关键，是认真处理好作者的作品。要认真审读作品，做出准确的判断，恰当的评价，轻率地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不可取的。要从作者和作品的实际出发，对作品产生了不同观点、不同看法、不同评价时，不要强加于人、强人所难，要充分交换意见，争取统一认识，一时不能统一要耐心等待，不要急躁伤情。三心二意、慢慢腾腾、拖拖拉拉、徘徊犹疑是当编辑的大忌。对于有潜力的作者，要不失良机地抓到底，一直到抓出成果。但也不能盲目乱抓，要心中有数。到处撒大网的约稿方法，是不可取的，最后使自己陷入被动。进入编辑加工的稿件也要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不要以编辑个人喜恶为标准，可改可不改的，不要轻易改；需要删改的，要和作者充分交换意见，最后让作者去删去改；就是作者授权编辑动手，也不要随意增删乱改。但对于技术性（如文字标点）、常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做细，不要出差错、出笑话。要让作者感到加工后的稿子，确实比原来好才行。一个合格的编辑，一定是一个具有热情的态度、认真的精神、细致的工作、全身心投入的好编辑。

　　青年业余作者是文学的希望、文学的生力军，但他们毕竟是青年作者，他们还在成长、还不成熟，所以我们当编辑的更应该注意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帮助、扶持、引导，尽可能防止走弯路、走岔路、走错路。扶持要到位，引导要耐心。让青年作者自觉地去提高理解力，开发自己的潜能，走上为人民、为社会所接受，对广大青年读者有益、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创作道路。

　　《青年文学》从一九八二年创刊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出版的十四期中，共发表小说一百二十篇，报告文学五篇，散文四十二篇，诗歌九十八首（组）。小说中《燕儿窝之夜》《明姑娘》《哦，香雪》分别获得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奖。有十六篇小说被国内外其他报刊转载，或译成英、法、世界语等外文向国外介绍。近二十篇作品被改编为戏剧、电影、电视剧或广播节目，占总数三分之一的作品被收入各种专集选集出版。广大的青年读者反映，《青年文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青春气息，读了受鼓舞，感到振奋。青年作者反映，《青年文学》是他们播种、耕耘、收获的园地。文艺界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认为，《青年文学》方向端正，内容丰富充实，格调健康明快。《青年文学》从创刊时的十九万份，到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已发行到三十九万余份。

　　对于一个刊物来说是，能不能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关键在于能不能抓到质量优秀、能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的作品。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的刊物，在社会上是没有声誉的。没有声誉的刊物，在读者中就没有吸引力。没有吸引力的刊物，谁愿意给你写稿子，谁愿意看你编的刊物！而能不能抓到质量优秀的作品，取决于编辑队伍的素质和水平。所以一个杂志社一定要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眼力、有战斗力的编辑队伍，才能为刊物抓到高质量、高水准的作品，使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

　　记得在一九八四年《青年文学》改为月刊时，在总结《青年文学》创办两年的工作时，我向编辑提出了五个字：

　　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刊物整顿时，《青年文学》的编辑严格遵循和执行这“五字方针”，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回想我在《青年文学》的十年（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主管《小说季刊》，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任《青年文学》主编，一九八六至一九主管《青年文学》），我忘不了与我合作共事的同仁，如陈浩增（先任《青年文学》副主编后任主编，后又任中青社副社长、总编辑），还有赵日升（先后任《青年文学》副主编、《小说》季刊主编），李向晨（后任《小说》季刊副主编），黄宾堂（先后任《青年文学》副主编、主编），李师东（后任《青年文学》主编，现任中青社副总编辑），还有文学编辑程丽梅，一直担任《青年文学》美术编辑的李鸿飞，以及早年离开了《青年文学》的马未都、牛志强、刘振声、詹少娟、周晓红、耿仁秋、刘秀鸣等同志，他们留给《青年文学》的智慧和成果、才华和作风，以及他们每一个人的脾气秉性、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穿着打扮，都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当我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无比怀念当年那个不息耕耘、播种，在《青年文学》这块沃土上，洒下无尽的汗水，结下了累累的硕果，充满活力和干劲的年轻的团队！

　　《青年文学》从一九八二年初创刊，仅半年的时间就举办了青岛笔会，以后便不断地举办笔会。《青年文学》举办的“笔会”，是真正的“笔会”。一是时间长，一个月；二是每次都在二十人左右；三是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上，所以一次笔会下来收获很大。参加笔会的有自《小说季刊》创办时就开始联系的青年作者，有刚刚起步但潜力很大的文学新人，有已发表了一定数量作品、取得了一定成绩、迫切希望再提高的青年作者，也有发展势头很好的青年作者。当大家相聚在笔会上时都无比兴奋，他们渴望交流、渴望切磋、渴望提高。大家比着写作品，谁都不想放过这个产生好作品的良好时机。参加笔会的青年作者大多数是业余的，很少能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所以他们都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他们知道创作水平的提高犹如登山一样，不付出巨大的辛劳是领略不到新的风光、达不到新的高度的。所以在笔会上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天黑了，灯亮了；夜深了，灯还亮着；天亮了，阳光洒在书桌上，他们还在伏案写作。他们每天伏案不是三五个小时，而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能写中篇，决不写短篇，能写两个短篇，决不写一个。青年作者王观胜，当时是一位新人，他一丝不苟，经常通宵写作，进度很慢，有时一夜只写几百字，不满意时，便毫不痛惜地撕掉。文友们觉得他写得太苦了，但他说：“要写，就写好的，凑合还行？！”后来他果然写出《北方，我的北方》这篇粗犷中充满深情、浑厚中充满诗意，反映北方农民气质和胸怀的佳作。

　　讲起“笔会”，我便忘不了海军政治部文化部的支持，想起在青岛笔会、旅顺笔会、东海笔会（在舟山群岛主岛定海举办），以及后来的海南笔会上诞生的作品。我对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和北海、东海、南海、海航创作室的负责同志有说不尽的感谢之情。没有他们提供的便利条件，参会的作家们哪能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是他们在青年作者苦苦的写作期间为调剂大家的生活，安排他们上舰出海，组织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参观活动。同时，每次“笔会”上，海军方面都要派出军中最有实力的青年作者参加，要在《青年文学》上展示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这对地方作者就产生了一种压力，一种动力。双方都不敢懈怠，都暗下决心使出浑身解数，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来。

　　写作上，地方和地方，军队和军队，军队和地方，青年作者是竞争对手，但在创作之余他们又是战友和伙伴。他们相聚在一起，谈创作构思，谈细节运用，谈语言修养，谈生活素材的提炼，谈自己的创作体会，也谈人生的苦辣酸甜，一场笔会下来，作者和作者、作者和编辑之间，加深了解，加深了感情，成了好朋友。所以有的作者就说：“笔会使我收获最大的，不完全是写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是结识了这么多推心置腹的文友，让我认清了自己创作上的得失。”每当笔会结束时，大家都怀着一种创作、友情双丰收的心情，依依难舍，又依依惜别！“笔会”留下的友情，会在每一个青年作者的人生旅途上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参加过青岛笔会、旅顺笔会、东海笔会、北京笔会、丹东笔会，我深切地感到“笔会”是诞生青年佳作最有效的举措。回想《青年文学》上发表的有影响的作品：《哦，香雪》（），《拉拉谷》（张炜），《父亲的形象》（刘富道），《海青鹰之歌》（徐扬），《乡俗小记》（王梓夫），《甜食》（京夫），《小康人家》（金河），《月到牵牛织女家》（王小鹰），《小巷英豪》（张石山），《苜蓿园》（姜滇），《冷娃入党》（邹志安），《枫林晚》（航鹰），《龙兵过》（邓刚），《干草》（宋学武），《“狗咬豹”和它的主人》（伊始），《挡浪坝》（矫健），《腾跃》（达理），《北方，我的北方》（王观胜），《依依花草情》（刘连枢）等许多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都是在笔会上诞生的。有的作品虽不是在笔会上写出，也是在笔会上酝酿构思出来的。“笔会”还是作者和作者、作者和编辑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的好场所，是扩大刊物的作者队伍的最好形式，到一九八四年底《青年文学》团结联络的青年作者已有二百多位。

　　《青年文学》举办的笔会，是实实在在出成果的笔会、出人才的笔会，与今天以联络感情为主、以旅游为主要内容的笔会是不同的。我曾说过这样的话：《青年文学》举办的笔会，实际上是一次创作班，具有深远意义。如果说，能从笔会上抓出一批作品，解决了《青年文学》的稿源的话，这仅仅是眼前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和这批在全国各地有影响、有前途、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都会成为《青年文学》的基本作者，而且他们周围又团结着一批青年作者，他们和他们的文友在我们以后办刊的日子里都会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办笔会最大的收获。我与全国众多的青年文友相识、相交结下的不寻常的友谊，大多都是从笔会上研究作品开始的，有的延续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在我退休后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编者和作者之间的友情，让我感念不已。

　　● 一九八五年刘白羽（左三）、王维玲（左二），与《青年文学》获奖作者邓刚（左一）、宋学武（左四）合影

　　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的《青年文学》上刊出了举办“首届（1982—1983）青年文学创作奖”的评选活动的消息后，反响十分热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五年来，第一个专门为青年文学创作举办的评奖活动。到一月底已收到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推荐表一万二千多份，还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在看这些来信和推荐表时，我深深地感到，广大青年读者对“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的评选活动是非常关心、非常重视的。他们不仅认真阅读作品，认真填写推荐表格，有的还组织阅读小组，将两年来的《青年文学》又重新细读一遍；有的全家一起商讨填写推荐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青年读者的来信中，他们写道：“《青年文学》反映出了八十年代青年的风貌，充满了火热的激情和青春活力，是我们学习的老师，生活的挚友，参与‘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的评选活动是我们的责任。”

　　经过近半年的评选活动终于揭晓，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在京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新华社向全国发的通稿是这样报道的：

　　在“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授奖大会上，让我难忘是肖华、宋德福、唐达成和青年读者代表李作顺四位的讲话。肖华、唐达成二位已经作古，但他们对青年、青年作者的殷殷之情让我感动。宋德福虽早已离开共青团领导岗位，但他对《青年文学》这本杂志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挚爱之情，对青年作者一直怀着巨大热情和殷切希望，令人悲痛的是他也在二〇〇七年病逝。而读者李作顺的发言，至今我觉得无论是对作家，还是对出版者，都还有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为纪念这次有意义的颁奖活动，我将他们四位讲话中最重要的段落摘录如下，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回味。

　　这四篇都是二十多年前的讲话，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今天，对青年作者、对青年文学的要求，已与二十多年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体会这四篇讲话的精神和实质，融会到今天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青年读者对作家、对编辑，对青年文学创作的新希望、新要求中去。当我在摘录那位青年工人的讲话时，心中受到巨大的震撼！是啊！二十多年前他们就发出“描写普通工人的作品太少了！即使有也是个配角！”的呼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反映在小说、电视剧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塑造出了多少可敬可爱、令人难忘的现代工人和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呢？文学不关注大多数，就一定会失去了大多数读者的关注，自然也就失去了大多数读者，失去了市场，失去文学不应失去的生命力！

　　一九八五年联合国定为“国际青年年”。为动员我国青年参加“国际青年年”的活动，中国组织委员会决定举办“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展、“美妙的青春”摄影展，以及“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小说、报告文学征文评奖活动。征文奖委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青年文学》杂志社承办，征文办公室设在《青年文学》杂志社内。

　　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命题征文，我国青年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一九八四年七月征文开始，到十二月截止，在半年时间内，共收到五千多件应征的作品，应征作者的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以下。

　　征文办公室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开始组织人力对应征作品进行筛选，经过三审后选出二百三十四篇作品，提交初选小组进行审读，最后选出三十二篇入围作品。经“国际青年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研究决定，聘请姚雪垠、刘白羽、冯牧、王蒙、葛洛、袁鹰、唐达成、谢永旺、从维熙、李存葆、张承志、梁晓声、、洪民生、王维玲等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有影响的青年作者，以及四家主办单位的领导共十九人组成征文评奖委员会，对入围的三十二篇作品进行审读评选。最后经过评委的评议，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获奖作品二十六篇，其中中短篇小说十六篇（一等奖五篇，二等奖十一篇），报告文学十篇（一等奖三篇，二等奖七篇），获奖的作者中有女作者三名、少数民族作者一名，平均年龄为三十岁，最小的二十三岁。评委们对获奖作Bwin必赢品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评委姚雪垠看过《荒原》和《爱，在江边的饭店里》两篇作品后对记者说：“这里描写的西北勘探队和藏族人民生活，情节很吸引人，文笔流畅，很自然。在国家腾飞的今天，出现这些新作者，把身边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东西写了出来，是个良好的开端，值得重视。”当获奖作者拜访他时，他勉励这些文学青年们说：“现在的作家，内地的多，边远地区的少，你们有生活，要发挥优势，争取创作上的丰收。”评委从维熙连夜加班，看完几十万字待选的征文作品后，他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惊愕。作者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幅度十分宽广，从学校到农村，从南方水乡到边陲的莽莽林海，从特区深圳到风雪哨所，无不在这些青年作者的视野之内。令人感到雀跃的是，作品字里行间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人物如饮佳酿，醉香浸润心肺，不禁为之失声叫好。第二个感觉是感奋，中国当代文学底蕴丰厚，文学新人潮涌而来，作品的起点都比较高，但他们年龄却不大，《鲁桓世界》的作者路东之只有二十三岁。文学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世界的未来属于青年，在审读这些作品时，我的心也变得更为年轻。”评委唐达成说：“我们的生活在变革中向前推进，这些作品反映了这种变革，具有阳刚之气、青春之美。”评委刘白羽说：“总的来说，都有一定水平，有的读后很感人；有的结构很完整；有的很朴实自如；有的很有文采。”评委谢永旺说：“总的印象生活气息浓，领域新，艺术达到了生动流畅。”

　　一九八五年在百花飘香的五月，在亚太地区的青年朋友云集北京的时候，“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征文获奖作品揭晓了。获奖的二十八位作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首都北京，他们当中有的来自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有的来自康藏高原的跑马山上，有的是普通的青年工人，有的是人民的医务人员，还有热爱苍茫雄奇大西北的文学青年，也有来自特区的女记者。从获奖作者的名字来看，除了《蹉跎岁月》的作者叶辛为大家熟悉外，其他几乎都是文学新人，在二十六篇获奖作品中有九篇是处女作。

　　这些获奖作品是献给“国际青年年”最好的礼物，无论是对中国青年走向世界，还是对世界青年了解中国，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中国组委会决定把这批获奖作品，以《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为书名，结集出版。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下午在京隆重举行颁奖大会，“国际青年年”中国组委会委员洪民生主持大会，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受“国际青年年”中国组委会主任委员的委托向大会致辞。他对这次征文活动获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他鼓励获奖青年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评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和获奖作者代表汪聪也在会上讲了话。出席颁奖大会的还有马来西亚、日本、朝鲜等国四十多位在京工作的外国专家。颁奖大会后，还举办了电影晚会。

　　与以往的颁奖活动不同的是，这次规格特别高，五月十一日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会见”欢迎招待会。获奖的二十八位青年人全部应邀出席，这让他们兴奋不已。

　　对于国际青年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征文评奖活动，我在一九八五年第七期《青年文学》上以“一代新人一代新风”为题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概括了我对这次“征文”的评价和感受：

　　这次征文活动的宣传工作自始至终都搞得非常出色，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空前的。新华社就征文启事、评委会成立、征文揭晓、授奖大会，以及《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出版，发了五次通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四十三种语言，向国外多次播送“征文”活动的各种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不少于四次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放征文活动和各种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少年部和中央电视台的文化生活部还录制了“征文”的专题节目；中央电视台广告公司免费播放七次《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出版广告。固然这些宣传工作与他们都是承办单位有关，但也与《青年文学》善于团结各家媒体合作共事分不开，使“征文”活动圆满地落下帷幕。

　　一九八五年在首届青年文学奖和“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征文评奖结束后，《青年文学》的声誉和影响倍增，就在这时一些青年作者怀着对《青年文学》无限好感和殷切希望之情，建议把《青年文学》改为《中国青年文学》。他们说：团中央下属的报纸和杂志，前面都冠以“中国”二字，以《青年文学》的影响和质量看，称之为“中国青年文学”是受之无愧的；同时还可以增强它的权威性和纯洁性，有别于其他文学刊物。当时我觉得办刊物重在内容，不在形式，因而对这个建议没有深想，就放下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我的思想不够深远，开拓进取的意识不强。而今思考起来，就感到有点懊恼。

　　早在一九八五年时我就推荐陈浩增当了主编，赵日升、黄宾堂任副主编，但还是我主管《青年文学》的业务。后来我又主管了一段时间，在一九九〇年陈浩增提为副社长后，我便将《青年文学》的主管权全部交给他，这样我在《青年文学》的十年生涯便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