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从文学这一方面向我们的青年朋友提出严格的要求来了。可是我们的青年是生气勃勃的，他们无比的精力，一定会在文学这个领域内爆发出灿烂的火花来。问题是在于如何把火花真正地变成熊熊的火焰。就是说，如何引导成千上百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真正健康地走上——不但决定他个人命运，而且也决定着整个文学未来的命运的文学生活的道路呢？这就不能不是摆在即将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面前的一个问题。

　　文学创作是一项崇高的任务。我们以无限热情去从事这项工作，是必要的，但仅仅凭着热情还不够，首先必须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劳动，——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法捷耶夫在“论作家的劳动”这篇文章中，谈到“艺术创作——这是一种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特别的劳动，”“文学不唯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并不轻松的劳动”。资产阶级御用的文人，把文学的写作形容得神秘的很，使人莫测高深，望而止步。他们是为了把文学武器不交给人民，而掌握在特权阶

　　级手里，如果，他们的宣传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有残余影响的话，我们应当驱除这种影响。我们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是为了真正地了解作家劳动的性质，以便采取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很好地去进行这种劳动，成为在劳动中真正熟练，精通文学创作的技巧的作家。

　　报刊编辑部也曾经转过这样的信件给作家，信上要求谈一谈文学创作的“秘诀”，或者讲一讲文学创作的“窍门”。可是在我们这儿有什么“秘诀”呢？如果说“窍门”，那么唯一的“窍门”就是以巨大的、坚持不懈的，不仅是智力同时也是体力的劳动，来进行文学的创作。我相信，这样讲，对于我们新的一代人，是丝毫也不能影响他们的热情的，因为，青年的豪迈精神，英雄气质，恰恰在于不是寻找回避困难的小路，而从来都是为了真正地克服困难而进行庄严的创造的。难道在于军万马般奔腾叫啸的三门峡上去征服黄河，没有困难吗？但那样的劳动不正是我们最向往的、最崇高的劳动吗？如果以为在荒凉的土地上建设起一座工厂，才需要劳动，而搞搞文学创作呢，这倒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那么，谁如果用这样想头来开始接近文学，那恐怕就错了。我们都知道文学家需要有才能，才能，当然是文学创作里面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因素，但是，才能也只有在刻苦的劳动、锻练中，才得到成长与发挥的。我们看到多少在处女作中闪现了一线才华的人，但以后就由于懒惰，坠落，他的才能呢？也就再也没有了。但另外一种人，他坚持努力，他的才能随着作品一部一部地升长了。总之，就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要获得高度的艺术成就，也总是要经过长久地、紧张地劳动的。当然，对于这种创造性的劳动，只用紧张，刻苦，长久等字眼来说明，会不会使人觉到文学创作竟是这样难以掌握的工作，因而影响了对于这方面的兴趣呢？不，只要我们怀着准备用艺术手法来表现真实、动人的生活的热情和志向，那就只有在一步一步钻研前进中，更理解了文学对于人的深刻的影响，更懂得了艺术的魔力，就会更热中于这种创造性的劳动。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青年读者群已由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高度统一的欣赏读者群——文学青年嬗变为痴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读者群——文学粉丝。促使其嬗交的原因主要在于接受环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意识形态去 政治 化的启蒙经典时代；90年代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商品化、消费化与文学大众化的时代；2l世纪的青年读者则是处于一个 现代 传媒热炒偶像崇拜的 网络 时代。青年读者群嬗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历程，是这个群体由单一走向分化的历程，是文学繁荣走向繁荣与危机并存的过程，还是由“披文”转变读图的过程，同时，也是精英读者与大众读者背离的过程。

　　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举国上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文学界也不例外。在感叹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反观这30年来文学走过的历程，考量着30年来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建树等问题。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是我们成长的策略和认识自身的方式(胡亚敏语)。然而在目前这些形形颇有成效的反思与研究中却少有对文学接受者进行考量的。尽管众所周知接受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学接受者作为文学研究的重心也随接受美学的诞生而得以实现，但在目前这次反思研究热潮中文学接受者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语)，社会语境在变，文学思潮在变，作家的创作在变，文学语言、文学风格在变……作为受众的读者能不变吗?答案 自然 是肯定的，就在人们的不经意间，我们的文学受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面笔者试图就30年来青年读者群的嬗变情况、嬗变原因及相关反思等问题作些初浅的分析与探讨，以期敦清这30年来青年读者走过的路，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受众与社会时代 发展 的关系。

　　对文学受众(或说读者)身份进行单一而准确的描述或界定是困难的，因为就其实际情况而言，接受者的身份是游移不定随时而动的。西方接受反应文论学者们对文学接受者有过很深入的研究，提出过形形的读者概念，有“冒牌读者”、“零度叙述接受者”、“超级读者”、“有意向的读者”、“有知识的读者”和“暗含的读者”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均是假想的读者，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际的读者，确切地说应是时代的普通读者，而不是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精英读者。众所周知，读者的阅读过程既充满创造性又有许多不确定性，实际读者是具有 历史 性和个体性的品质的，所以我们很难对时代的普通读者做进一步的界定，在此我们只能把我们所要探讨的青年读者当作虚拟的大多数。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个体读者之间尽管存有很大差异性，但从读者群体角度而言由于共同的语境、共同的追求，他们还是有许多共通性的，事实上也存在着在思想观念和 艺术 趣味比较一致的青年读者群。

　　30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 经济 的突飞猛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念等的变化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便利，文学在嬗变。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世纪之交则展开了“文学终结”的争论。2006年学者唐小林、刘朝谦等又展开了“读者之死”的讨论。文学读者日益减少，文学接受日益稀薄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读者未必真“死”，他们在变。就青年读者群而言，30年来他们已经完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性变化。这个转折性的变化就是，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高度统一的欣赏读者群——文学青年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则是痴狂和率真而又趣味不一的消遣读者群——文学粉丝。

　　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不无道理的。在那个年代，文学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在普通人看来与文学沾上边就是个了不起的文化人。许多青年读者以亲近文学为荣，孜孜以求于文学，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幸福。他们对文学保持着一种崇敬，他们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满足和寄托，如饥似渴地欣赏文学，阅读文学，借着各种机会充实自己。他们相信文学能给他们以力量，也愿意做作家梦，执著地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和梦想，哪怕为之付出青春年华也在所不惜。许多青年读者在读到心怡的语句时似乎就找到了自己感情的依托，找到了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顾城的“黑眼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等诗句就给了无数文学青年以鼓励与共鸣。当他们在现实生活遇挫时首先想到的是文学，是从文学中寻找抚慰，于是，路遥、张贤亮等人的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的小说就成了当时许多热血文学青年的励志之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90年代以后，青年读者群依然还是文学青年，但此时的文学青年已非彼时的文学青年，此时的青年读者对文学高涨的热情开始滑坡、冷却，曾经那么牢固的文学信念也松动了。作为曾经整齐划一的青年读者群随商品大潮的冲击已开始分化，能够与作品融为一体、死心眼地爱文学的青年读者已不多，更多的青年则是怀疑文学，不再把文学视为惟一，对文学也不再抱有热切的期待，从作品中体验崇高、进行民族关怀已不再是此时青年读者的主要阅读动机和心理期待，更有甚者受王朔的作品影响反以反崇高而自居和骄傲。此时的大多数文学青年随个人的趣味似乎更愿意从文学中寻找日常与闲适，追寻时尚与流行，让缺失得到代偿，让伤痛得到抚慰，让感官得到刺激，让欲望得到释放。青年读者群则随这些个体性的趣味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有些青年读者追寻高雅文学，有些则喜爱大众文学，有些喜好品味散文，有些则喜好阅读小说。他们比80年代的青年读者似乎更理智洒脱。跨入21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的普及，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此阶段的青年读者绝大多数严格地说早已不再是对文学充满梦想和激情的文学青年，很多青年远离了文学，或是作为局外人在观望文学、消遣文学，这时的青年读者如果还酷爱文学那就应该称之为文学粉丝。“粉丝”是近年来在

　　文学青年嬗变为文学粉丝的原因除了文学自身接受语境的流变外，还有更为重要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心雕龙·时序》)80年代的青年读者恰逢意识形态去 政治 化时代，90年代青年读者所处的是商品化、消费化时代，2l世纪青年读者则处于 现代 传媒的 网络 时代。

　　结束后，长期的精神窒息、文化饥渴和人性压抑所积郁的巨大的情感能量，迫切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可以“兴、观、群、怨”的文学就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重任，承担起了抚慰人心、填补沟壑、通顺人际的功能。这不仅是因为“比 历史 更富于 哲学 意味”的文学具有启蒙性，还因为当时社会条件的落后，文化资源的稀缺，传媒方式的单一。象《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大墙下的红玉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会轰动，以及“朦胧诗”、各种新潮小说之所以会受宠，一是由于其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后的启蒙性，二是由于当时文化资源的不足。

　　90年代的青年读者则是处于市场 经济 大潮和大众消费时代，商品在刺激青年欲望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审美的追求和阅读的方式，他们更愿意选择轻松娱乐和休闲的阅读方式。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也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取悦消费者，追求感官刺激，将文学变成消遣游戏，尤其注意青年读者的趣味，取媚于他们，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在这时期，创作上文学总的来说在日益边缘，走向世俗，因而创作数量虽然庞大，受青年读者欢迎的精品却不够多。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 发展 ，青年们可以选择接受文学的方式已很多，不再是单一的报刊和书籍，电影、电视等图像可以让青年更容易接受，他们觉得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啃文字名著还不如看改编后的影视。这种语境下，青年读者对文学的远离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乃至于有人惊叹文学危机的到来。

　　文学走向市场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媒体也要考虑自己的上帝，要制造上帝，让之消费。兴起于世纪之交的网络在改变文学传媒的同时，也改变了读者接受文学的方式，接受的在线性可以让读者直接参与评论和互动，而网络的虚拟性又给了青年读者畅所欲言的机会，可以毫无顾及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可以亲自进行网络写作，成为网络，体会写作的，而这正是青年读者的喜好。难怪学者赵说：“互联网的问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写作生态，改变了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改变了文学传播、文学阅读以及文学批评的原有格局，而且对传统文学的发展与存在也产生了诸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7]正是网络的便捷、媒体的炒作与青年读者的热情造成了一大批过度的、不节制的文学粉丝。

　　综而观之，20世纪80年代青年读者对文学充满激情与梦想，一门心思追逐文学，欣赏文学，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意识形态去政治化的启蒙经典时代；90年代的青年读者走向分化是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人欲释放的商品化、消费化与文学大众化的时代，21世纪的青年读者是处于一个现代传媒热炒偶像崇拜的网络时代。可见，30年来文学青年嬗变为文学粉丝也就不足为怪了。

　　30年是个值得纪念和反思的时段，分析、考量这一个时段的青年读者嬗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我们探悉青年受众们接受心理、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的流变，进而还可能揭示出引起流变的诸多因素，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就如学界对目前文学的现状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一样。

　　30年青年读者群的嬗变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青年受众以至文学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过程，有些“觉醒”了，不再把文学当作惟一，有些则过度偏执地沉浸其中。那种高度统一的接受模式已不复存在，多元化的接受需求已经决定性地形成并彻底取而代之，官本位、说教式的被动接受已相当淡化，作为青年的读者如今可以更为自由轻松地进行阅读。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由稀缺走向丰裕的过程。由前所述，80年代之所以会成为文学青年经典化时代，就是因为它的文化生活资源稀缺和供给不足，而文学被赋予了很多额外的功能。如今文学丧失了经典文学的感觉，青年读者丧失了从容的阅读心态、“细读”的可能，是因我们文化资源有充足“供给”。

　　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青年英语教师大多都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本科教育或研究生教育，其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他们接触教学工作的时间较短，对于课堂教学活动组织、课程教学进度把握及教学重点难点的展开等诸多方面的经验还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这一教学经验上的不足还有待他们在未来的教学和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去摸索和积累。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社会对人才的衡量标准也有了相应的提高。而当前我国许多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际情况却是:很大一部分青年英语教师只着眼于英语语言知识的讲授，认为只要自己专业知识过硬，就能讲好大学英语课。青年英语教师在跨学科领域知识方面的欠缺无法满足大学生的求知欲，也就更谈不上国家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了。

　　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当前许多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青年英语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青年英语教师创新意识能力的欠缺在他们使用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上体现的尤为突出。多年来我国的课堂教学主要是教师占主导地位，英语教学法更是以翻译教学法为主，而这样的教学模式一直贯穿于大部分青年英语教师的学习生涯中，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了他们中大部分人在教学过程中仍沿用这种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秉承着一本教材、一支粉笔就能上好一节课的理念，将大学英语课变成了一门将书本知识转移到黑板再转移到学生笔记上的抄写活动，学生的语言知识没能在实践中得到练习和应用，学习也自然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

　　鉴于青年教师教学经验的缺乏，要提升其的教学能力，首先要为他们提供和创造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交流沟通的机会。一方面，在本校教师间开展听评课活动，通过本校教师间的交流与互动，让青年教师借鉴有效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鼓励青年教师走出校门，为他们提供进入其他本科院校交流学习的机会，以此开阔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阅历，让他们在交流与沟通中总结和积累有效的教学经验，并结合教学实际情况有效其提升教学能力。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知识结构也由极度分化向高度综合转变，各学科间的知识都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因此，作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青年英语教师也不应只局限在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域，为了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教师本身必须具备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知识。鉴于此，学校在鼓励青年英语教师强化自身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要鼓励并积极促进他们了解和学习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知识，为他们创造跨学科间交流学习的机会，这样教师授课时才能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使大学英语成为一门颇具特色、知识涵盖丰富的多元化的课程。

　　青年英语教师创新能力欠缺的根源在于其缺乏创新意识。思想上的怠惰导致了其行为上的被动。因此想要激发青年英语教师的创新能力，首先要从增强他们的主观意识入手，加强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接触并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其次，创新能力的欠缺还与教师本身科研动力的缺乏有关。因此，为青年英语教师提供一个科研的平台、创造一个科研的大环境是十分必要的。Bwin必赢要激励他们不断完善自身知识结构，阅读并撰写科研教研相关论文或参与科研立项，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以科研手段促进教学能力；最后，还要为青年英语教师提供深造学习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研讨会的机会，帮助他们了解国际英语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促进其知识的快速更新，为他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探索与创新方面加以指引，最终实现提高其教学能力的目的。

　　苏维埃文学的巨大的成功和收获的秘密究竟何在呢？它的力量就在于：它是跟人民紧紧地联系着的，是由伟大的列宁主义所武装的，它的发展是由英明的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在指导着的。

　　苏联作家都把自己的劳动看作是伟大的爱国事业，他们都认为，文学乃是为人民服务的强有力的工具。真正的艺术是跟人民分不开的。遵循着列宁主义学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文学不能是不管政治的。没有思想原则的，供人消遣的；不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言之无物的；而是负有使命在社会生活中、在培养苏维埃人——积极建设者的性格方面去实现其重要的先进作用的。

　　生活不断在提供我们文学以主题和形象，用自己的乳汁滋养着它，使它充满伟大建设的动人的力量。而文学呢，也无时不在向苏维埃社会生活深入，因此，它才能总结生活中的那些事实，站在未来的高峰上照明着现代，用精神以教育读者。

　　斯大林同志把我们的作家叫作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深刻的定义，便足以说明苏联作家对我们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教育所负的重大责任。我们都为自己提出了明确的目的：要把我们的青年教养成为富有朝气的，坚忍不拔的；要使他们不怕任何困难，有勇气迎接这些困难，并善于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的文学在这一方面已作了很多，今后还要作得更多。苏联的青年都爱好自己的文学，因为他们（或她们）可以在文学中找到一切的答案，使自己受到它的感化；可以在文学中看到生活的真实的、诗一般的画面；可以从艺术的形象身上找出那些为他们（或她们）自己所响往的崇高的理想。文学作品在我国已经成了千百万青年男女的随身不离的良伴。

　　无论是在工厂和集体农庄和大、中、小学，都常常举行读者座谈会，讨论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和萧洛霍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爱伦堡等人的作品。他们的那些充满了思想和战斗的人道主义、具有艺术的完善和优美的作品，不仅只为我国人民所亲近和珍视，就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也都是一样。

　　战后几年来，老一代作家大师们的队伍里，又有大量的青年作家补充了进来。因为这些青年作家都是从伟大卫国战争的前线上归来的，他们都富有战斗的和劳动的经验，用以他们给文学带来了生活的热烈的呼吸。米哈伊尔·布宾诺夫、鲍里斯·波列伏依、瓦西里·阿沙耶夫、谢明·巴巴耶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青年作家们的名字，今天已普通地为全国人民所熟悉他们的作品已经获得了千千万万的苏联读者的公认和爱好。

　　我们的文学作品不是什么无所谓的消遣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在他生活和劳动中的忠实可靠的助手。

　　苏维埃优秀作品之一——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命运，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本书的主角保尔·柯察金，由斯大林式的钢所锻炼出来的青年人，已成了苏联青年们最喜爱的人物。他体现出了苏联青年们一切优秀的精神品质。

　　保尔·柯察金的经历，基本上是跟塑造了这个不朽形象化作者的经历相符合的。还是一个童工的时候，保尔·柯察金就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为争取新世界的战斗的过程中，他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战士，英勇无畏的军人，社会主义生活的积极的建设者。因此，即使常他身患重病不能起床时，而为伟大思想所鼓舞的柯察金，还是战胜了疾病和他个人生命中的悲剧，他是要使日后能再出现千千万万的新的柯察金去战胜自己生活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并一定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

　　这个由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创造的典型的形象所以能够吸引我们的青年，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神话式的人物，而是一个有着极端丰富的人类思想感情的现实的、地上的人。他在生活和斗争的过程中克服了他身上的旧的残余，获得了真正美好的品质。

　　对苏维埃祖国的无限的、纯洁的、无私的忠诚。是柯察金性格的主要特征。为了祖国。他准备贡献自己任何力量。在柯察金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坚强的意志力，这种坚强的意志力是根据了他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毫不动摇的信仰，所以它能战胜达到目的的一切障碍。柯察金在其一生中继续不断地立下了很多功绩，终于，也就是这些功绩创造了他的人格，他的独特的风貌。他永远走在进攻队伍的前列，永远是什么地方最困难，他就到什么地方去。

　　柯察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固有的特征——这便是他的集体主义和团结精神。他善于作群众的首领，引导他们跟着自己走。但是他却从来也不脱离人民，不特别表现“自己”；他总是使他个人的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服从于共同事业的利益。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写道：“他（柯察金——原作者注）像他的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字给忘掉，而只知道用“我们”这个字了：我们的团、我们的骑兵连、我们的旅。”

　　保尔·柯察金总是以同样的热情和忠诚去完成交给他的任何工作，不论是大的和小的。因为他觉得并没有不要紧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既然是党、人民、祖国交下来的，那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和忠心耿耿地去完成它。在任何工作里都可以表现出英勇精神的奇迹，显示出自已性格的特点来，只是一定得诚诚恳恳地、忠心耿耿地和忘我牺牲地去工作。柯察金性格的这一特点，就像一根红线似地贯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

　　要理解文学革命与《新青年》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简单地梳理一下晚清以降政论杂志和“文学”的关系。这里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学观念自身的变化;一个是政论杂志“文体”的变化。我所说的文体不限于文字形式的层面（如通常所说的“报章文体”，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包括刊物结构形态上的特征，特别是栏目的设置。近代以来文学观念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粗略地概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学”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被解释为文章博学、文辞、文字之学、思想学术等不同含义。晚清民初，当人们用“文学”指代书面文献的时候，原有的较为宽泛的、包含各类“文”在内的“文学”概念仍然通行，与此同时，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文学”开始作为“literature”的译语出现，新的“文学”观念出现，“文学”不再被当作某种普泛的总名，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科。换言之，不是所有的“文”都被看作“文学”，“文学”被理解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用以指称具有特定特征的“文”。这些特征往往指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个是文字形式上的美观，一个是抒发和激起情感的功能，因而这个意义上的“文学”，常常和“美术”、“美文”、“美感”、“情感”等观念联系在一起。

　　如果从作为总名的“文”或“文学”概念的视角来看，容纳不同类型文字的报章杂志，也可以看作“文”或“文学”，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表彰报章包罗万象、“备哉灿烂”的长处。但是，就政论杂志主体部分的论说而言，其文字大体上是朝着浅近的方向发展，注重平易的说理，报章之文与传统的文集之文的区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面貌，即所谓“新文体”。我们很难说“新文体”的出现是诸如梁启超这样的政论作家刻意经营的结果，它更多地是适应报章杂志论政论学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及后来对这种“新文体”有很多的批评，有些是出于传统的文章理想，有些则是基于新的“文学”观念。按照前文的描述，政论杂志上的大部分文章，既不追求文字之美，又以议论而非抒情为旨，自然很难归入“文学”。

　　另一方面，我们从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上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我们看《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杂志的目录会发现，晚清政论杂志的栏目设置往往遵循着某种程式，首先是论说，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会是新闻纪事及评论，或者各类分科新知的著述，也带有论说文的色彩，最后往往是“文苑”一类的栏目，登载诗词古文，有时候也刊登小说。仅从栏目设置上也能看出某种文体的分野，论说类栏目体现了“新文体”的特色，“文苑”类栏目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虽然主事者未必有这样的自觉。事实上，至少在晚清的政论杂志上，“文苑”栏目更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常常是编作者通过诗文怡情悦性的空间，后来的研究者也不太重视。人们谈论报章文体或者政论文学，通常不会考虑这一类栏目，就是一个证明。大体上可以说，在晚清政论作家的眼中，“文学”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象。

　　这种情况到了民国初年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民国初年是一个政论杂志繁荣的时代，政论作家也一时辈出，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远庸。1914年2月，从《庸言》第2卷起，黄远庸接手了这份杂志，在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本报之新生命》这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到了“文学”，认为文学最能够“激励感情”，对“表著民德，鼓舞国魂”意义重大。黄远庸计划“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来影响思想文化，在他主编的《庸言》第2卷第1、2合期至第6期上，有意识地加重了文学翻译的分量。

　　黄远庸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这基本上是现代的“文学”观念了，与一般政论作家不同的是，黄远庸对“文学”寄予了更高的期待，“鄙人向日持论，谓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新文学。今欲F发智慧，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使之合于文法及名学。”（《晚周汉魏文钞序》）这里所说的“近世文体”，应当包括以论说为主的报章文体，它和文学承担着不同的功能。1915年，在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黄远庸更明确地将“新文学”的重要性放到了“论政”之文的前面，认为前者才是根本救济之法。这里面其实隐含了某种不易被察觉的矛盾，黄远庸一面坚持“文学”的独立性，Bwin必赢明白无误地把它和“近世文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学”能够沟通社会，“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章士钊显然对黄远庸的意见不感兴趣，他重视的还是讲求逻辑的政论。《甲寅》杂志上虽然也开设了“文录”、“诗录”、“文苑”等文学栏目，但章士钊并不看重它们。1914年11月，《甲寅》第1卷第4号上刊出了胡适翻译的小说《柏林之围》，这是胡适在国内政论杂志上的首次亮相。章士钊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作者，却并不看重他的文学翻译，而是希望他多多给《甲寅》写“论政论学之文”。有趣的是，胡适的回信里却大谈自己的文学翻译计划（包括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之敌》），那时候胡适刚从康乃尔大学的农科转到文科不久，正沉浸在西方文学的世界中。

　　1915年6月，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准备创办属于自己的杂志，9月，《青年杂志》创刊。从刊物的整体面貌和作者群来看，《青年杂志》和《甲寅》之间的连续性是很明显的。陈独秀很依赖《甲寅》的作者给他供稿，他通过和章士钊共同的好友、同时也是胡适的同乡汪孟邹，向胡适数次约稿，态度不可谓不诚恳，“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差别，陈独秀对文学显然更为重视。《青年杂志》第1卷1至6期，各期封面上都印有外国名人的肖像，其中一半是作家：屠格涅夫、王尔德和托尔斯泰。虽然没有标出“文苑”这样的栏目名称，但每一期都刊载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青年杂志》的文学色彩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专门给陈独秀写信，谈论如何创造“新文学”的问题，并且寄去了小说《决斗》的译稿，刊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更名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可以说，胡适和《新青年》的纽带最初是通过文学建立起来的。

　　《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的文学栏登出了谢无量的一首古体诗，引来了胡适的批评，陈独秀坦然接受。在给胡适的私函中，陈独秀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1916年10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可见他有志于文学的热情和无从着手的困惑。他希望胡适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改变这种局面。不久，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约而至，果然掀起了一场文学变革的运动，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新青年》的“文艺栏”，而是在整体上改变了《新青年》的文体，进而推动整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回头看《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引起的讨论，核心是确立白话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的地位，这个立场由胡适提出，而得到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等人的赞同。然而仅仅在观点上达成共识，并不足以发动一场文学革命运动，这里的关键在于，在讨论的过程中，《新青年》同人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异和位移。本来，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在介入白话文学的讨论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简而言之，和黄远庸一样，他们也倾向于把“文学”理解为具有独立地位和可以识别的形式特征的文字。陈独秀在最初答复胡适文学革命“八事”的通信中，就提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文，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1916年第2卷第2号“通信”）。“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区分，是当时普遍认可的一种观念，它体现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某种认识，不仅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持这样的看法，对胡适主张不尽赞同的常乃俊⒎叫⒃赖热艘灿欣嗨频墓鄣恪！拔难е文”应当是“以情为主”的“美文”，“应用之文”则“以理为主”（1916年第2卷第4号“通信”），陈独秀的这个见解是很有代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二元论的视野中，《新青年》上的论说文――包括讨论白话文学的文字――就和晚清以降政论杂志上的论学论政之文一样，都属于“应用之文”，不在“文学”的范畴之内。后来人们对《新青年》上主张白话文学的论文用文言来写感到奇怪，其实这些论文并不算“文学”。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就说：“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1917年第3卷第3号）。刘半农所谓“文字”和“文学”之分，大体上和“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区分相当。

　　对“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二分法，胡适在当时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我们从他后来的文章中得知，他是明确反对这样的区分的。胡适较为宽泛的文学观暂且不提，有意味的是，不待胡适的反对，在《新青年》的其他同人那里，“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的分界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原因就在于“白话”的引入。当人们要求文学语言采用白话的时候，白话文作为一种可被普遍应用的书写文体，很容易溢出“文学”的边界，向“应用之文”的领域渗透。也正因此，相对自足和独立的、被固定在文化空间中某个结构性位置上的“文学”，迎来了真正变革的契机。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刘半农的一则通信，就在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的同一期《新青年》上，刘半农在通信中提出，改良文学不应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还须付诸实践，“《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刘半农虽然主张区分“文学”与“文字”，但白话作为一种媒介，显示出沟通两者的潜能。不久，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线号“通信”）原先只是被当作新的文学语言的白话，现在已经扩展到“文章”的领域了。果然，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文学方面的论文基本上都用白话了。一些政论文章也开始采用白线卷，《新青年》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白话文的刊物。

　　在白话文学讨论的初期，《新青年》的文学栏目除了胡适的白话诗词外，基本上还是之前的面目，以外国文学的翻译为主，且多是文言，连胡适自己翻译的短篇小说《梅吕哀》（1917年第3卷第2号）也是用文言。但是从1918年第4卷开始，胡适和其他同人创作的白话诗，周作人和胡适用白话翻译的外国诗歌和小说，逐渐占据了文学栏的篇幅。第4卷第5号上刊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新青年》的文学栏和论说文字都采用白话时，两者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第4卷第5号上登出的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的〈一个青年的梦〉》就将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对其思想的阐发融为一体。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更是以前所未有的专号的形式，将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对其思想的论说组织到一起，完全打破了清末以来政论杂志的编辑体例。白话文学的倡导使得《新青年》的文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不仅指白话文这种书面文体对《新青年》的全面覆盖，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晚清以来政论杂志论说文与文学栏目分立的格局。

　　白话文既从“文学之文”扩展至“应用之文”，当时便有人注意到，《新青年》提倡的实际上是“文体革命”，却偏用“文学”来代表“文体”，对此钱玄同倒也回应得爽快，承认《新青年》造就的就是一种“新文体”（1919年第6卷第1号“通信”）。其实在此之前，钱玄同就已经把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追认为新文学的先声了（1917年第3卷第1号“通信”）。这种模糊处理“文学”和“文体”分野的方式，也体现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在这篇长文里把清末到民初的政论文都置于“文学”的视野中来考察，以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当性和必然性。胡适的做法引起了胡先X的抗议，在他看来，“梁启超之文，则纯为报馆文章，几不可语夫文学”（《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年《学衡》第18期），这当然是基于晚清就已出现的规范性的“文学”概念。后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有反对把论说文字当作“文学”的声音，这里暂且不提。

　　《新青年》的“文体革命”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报章文体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作品和思想论说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创造了条件。当“文学”作为具有美感的文字处于一个相对自足的空间中的时候，它和晚清以降思想界的潮流实际上是相对隔绝的，黄远庸和陈独秀有志于改革文学，寄望于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口。胡适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本意只是着眼于文学形式的变革，但却无意中为新思潮进入“文学”提供了通道，由此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得以合流，最终汇聚为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易卜生专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有易卜生作品的翻译，也有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而这篇文章更多谈论的是思想问题。胡适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1919年第6卷第3号“通信”）。联想到当年胡适给章士钊写的信中就谈到翻译易卜生的想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白话充当沟通文学与思想的媒介，即便胡适翻译出了《娜拉》和《国民之敌》，充其量也不过是填充《甲寅》或《新青年》的文学栏目，决不会产生“易卜生号”那样的深远影响。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出鲁迅《狂人日记》的例子，这篇旨在攻击礼教制度的小说，发表后不久就引起吴虞的共鸣，他的论文《吃人与礼教》（1919年第6卷第6号）不啻是对作品的注解;而鲁迅自己的《我之节烈观》（1918年第5卷第2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第6卷第6号）等文，和《狂人日记》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期，1919年3月2日）一文中写道：“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句话常常被研究者征引，用来说明文学革命发生和发展的阶段性。现在看来，没有“文字改革”，思想革命的问题就不可能提出来。因而，白话文学的主张不只是引发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它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虽然这可能不是胡适预料所及的。当新文学形成气候之后，在一般人眼中，白话文体是它最显明的标识，新思想则构成了它的核心，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颇有一些读者以看不懂新文学而苦恼，虽然它是用白话写的，沈雁冰就直言：“我觉得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通信”）

　　沈雁冰说的“新式白话文”是一个有意味的提法。胡适最初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时，他设想的用作文学语言的“白话”，还是以历史上章回小说或宋明语录所用的白话为模本。但是当思想通过白话被引入到文学中的时候，古代的白话便显然不敷应用了。容纳了思想的文学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而思想本身又对文学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白话文成为一种“新式白话文”。概括地说，以白话文学的主张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同时更新了人们对“文学”和“白话”的理解，由此产生了真正的、全新的现代文学，它的意义是无论给以多么高的估价都不过分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空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挪移。这一切源于通常被称为文化形态的多元化进程，也就是指随着现代传媒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整个文化空间的变化，包括整个文学在内的传统精英文化的自身合法性遭到质疑。而在现代传媒文化的包装下迅速以亮丽色彩赢得了大批拥泵者的“80后”文学，也被学界安置在了日新月异的大众文化阵营中。

　　“80后”成长在这样一个西方背景很浓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选择和消费偏好的后现代语境，却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80后”踏入标榜物质主义的现代社会之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百年来精神状态最大的变动和价值观念的急遽转型时期。苦难、贫穷和饥饿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都市的“80后”孩子来说，仅仅是出现在电视画面中的新闻。

　　在这样一个“泛传播时代”，消费主义与电视画面的兴起已经加速了现实的“内向破裂”， 所有的东西都被商品化了。“80后”的写作呈现出他们试图倾诉和交流的内在需求，但由于寻求市场认可的欲望过于强烈，这种去传统化的写作姿态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中对于自身和大众深层次的情感需求的难以满足。反叛――这种解构传统的行径成为一种必然。只是与前代作家的表现不同的是，“80后”作家笔下的反叛已经没有任何乌托邦色彩，文学从前所必须承担的意义和价值被认为是可笑而抛弃了。名利的诱惑让那些原本具有潜力但阅历尚浅的作者无法安静地完成学业，急切地投身五光十色的写作市场，大量进行“后现代时代”的拼贴式写作。文学的操守和纯粹遭到戏谑，消费至上的浪潮不断侵袭文学的价值，文学的边界在商品符号的啮噬中残缺。

　　“80后”作家以一种让人感到陌生的叙事方式行走在陌生的城市和类型化的城市记忆中，作品呈现出华美与忧伤的现代城市生活中没心没肺的冷漠与时尚。消费时代生存的秘籍在霓虹闪烁的背后默然交换，商品成为这个时代一切事物的共同名称，没有独立精神，只有流水线上忙碌的产品。物质生活的丰裕并没有填补“80后”精神上的匮乏感，甚至这种匮乏感更加强烈而持之以恒。在衣食无虞的基础上叛逆，似乎更让他们感受更加通畅的。没有了沉重的历史痛感和超高度的激情仰望，“80后”文学只是在日常经验和想象的叙事中寻求某种另类真实。其实，我们当下的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也是叛逆的、断裂的，那么，“80后”文学的去经典化写作在这个对传统和经典缺乏真正诚意的时代，也不算悖逆潮流。反而在这个浮躁嚣扰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某种时代的线世纪初的欧美由于传统文学史的断裂，带来写作流派的不断更新，当时大量先锋派文学写作团体的诞生便是这个原由。不过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今天在“80后”作家的作品中这种元素是缺乏的，在市场中游刃有余的“80后”作家，他们写作的冲动完全是由市场来提供的。他们忙着为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添砖加瓦，至于写作中该如何彰显个人内心的观念和怎样构建撼人心魄的写作意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来不及思考的。故而，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是“80后”在“后新概念”时代的创作该如何重新出发，又怎样跃出出版商和媒体话语操控的思维陷阱。

　　因为欲望现实的极度张扬，加上理想和信仰的故意缺失，导致“80后”文学中精神性和文学性价值纬度被遮蔽。他们早已放逐了对激情理想和浪漫青春的纯真憧憬，精神的力量与生存的厚重对他们来说，亦是昨日黄花，根本不屑一顾了。正是中心价值的去权威化，让我们看到他们作品中挑衅的眼神： “我讨厌那个天真的自己。我讨厌那个不懂世事的自己。我讨厌那些纯洁的年代。纯洁是狗屎！”这是《北京娃娃》中主人公的一段内心独白。“我就是那个纯洁的。”路佳《空事》封面如此标榜自己，完全一副视传统和经典为粪土的表情。

　　为此，学者张学昕分析“80后作家更多是依赖他们当下性的生命体验，自信而坚决地抒写着自我极其现实的生存图景。但我们不免为这些年轻写作者们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过于世故、消沉、近于游戏和绝望的精神状态而感到深深忧虑”。[1]正如学者们所忧虑的那样，“80后”的文学世界里，反传统、反经典的写作姿态使原本严肃庄重的一切变成了戏谑和游戏。曾经颇有神圣意义的文学领袖变成了无厘头的文学领“秀”。在这个充满欲望的尘世里，文学被极度娱乐化了。甚至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思想抽离了文学中的社会承担和命运焦虑，丰裕的文学变得干瘪暗淡，只剩下了娱乐。然而也正是放逐了对文学精神向度的追求，“80后”文学中的这类作品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80后”出生在一个物质相对丰裕的年代，在卸去了父辈们生存的沉重包袱之后，对于爱的渴望也同父辈们不计得失的包容一样变得十分强烈。“80后”文学中，书写当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对校园青春、青春成长的侵蚀的作品也出现不少。其中春树的代表作《北京娃娃》是表现明确的。春树以早熟而敏感的笔法描写了一个商业消费文化笼罩下奔走呼号乃至绝望的少女的酷烈青春。撕裂的文字也不忘营造主人公对于物质炽烈的需求。在春树的讲述中，青春不再是“自然”成长，在充满欲望的世俗社会中，“加速”的青春是那么伤痛和无奈。然而，特立独行的言行却总是离不开琳琅满目的物质符号的装点，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他们情感上的需求又是那么容易被量化成对物质的占有。

　　从前的哲学家们的梦想实现了，而且实现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主体摆脱了工作和文化的束缚。是的，异化终结了。可是那让思想家们企盼了几个世纪并为之苦苦奋斗的主体性仍然只是一个梦幻，主体仅仅是一个身份的所有者而已。况且，在后现代社会，身份是可以不断复制的。正如鲍德里亚说的那样：“个性身份认同是一个荒唐、无聊的梦。假如你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你就会做梦，梦想着自己变成了你自己。当你丧失了所有的特殊个体性的时候，你就会做这样的梦。”[2]可见，寻找个性身份的认同成为“80后”一代内心挥之不去的焦虑。荣耀、命运、征服以及所有曾经能够为前辈人带来佐证生命存在的因素，而今似乎早已远离“80后”一代的日常生活。这些概念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本来预期的目标和企图已经被颠覆了，社会中的人都在专注如何才能获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人们正在把自己的生活简单地归结为一堆事实、证据、原因和结果的集合。比如一本人寿保险单、一份购房合同，又或者一张公司的用工卡。是的，再不会有什么高峰――危险只是会存在于体育运动和游戏中。

　　极强的通讯技术和各种便利的机器把世界不断变成了一个形象，技术文明企图强行要求人们承认，他们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就是唯一可能的现实，后现代技术文明让曾经的人文主义乡愁被拒绝。在让人们之间逐渐冷漠、隔绝、怀疑、麻木的过程中，削弱人们对现实的信念和想象力，只会导致普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的产生。Bwin必赢

　　“80后”一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对物极度依赖的世界，相反的是“人的世界”的超速贬值。世界就像一个被拆散了的彩虹。光怪陆离而又破碎模糊。一个群体的存在是期待被注意和认可的，正是强烈的关注欲望常常导致群体的个体容易受到暗示而改变固有的观念和意识，继而通过群体间成员的相互传染，最终形成群体一致的情感倾向而一反前态。对此，“80后”这一写作群体可谓感触颇深，正如张悦然自己所说：“那么早就被卷入一个商业和文学混杂的不干净的领域里，乍一看我们的理想更高远一些，追逐的东西更明确一些，但其实我们比他们可能更茫然一些，因为我们更容易受到一些不明确的力量的牵引，有种沦陷的感觉。”[3]和春树作品中青春面目的惨烈惊心不同，一向以优雅沉实著称的张悦然在表现商业文化对青春生活的侵蚀时，是一种自然而偏执的对时尚物质符号的迷恋。不过主人公这样的迷恋也不免会使作者精心构建的纯真童话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解。

　　其实无论是现实还是在作品中，“80后”的青年男女们在作出抗拒主流文化价值笼罩的姿态之时，往往不能挣脱抑或颇为享受隐存于主流文化之中的物质符号的诱惑。这是一种严重的悖论，甚至可以说是分离人格的表现。

　　[1] 张学昕，吴宁宁.“青春写作”如何跨越前辈作家[N].文学报，2006-8-28.